長安與河北之間。

既然是仇鹿鳴的書，就先看了再說。

說來有趣，之前一直因為他上一本大作《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就一直覺得他是專長於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者，現在看來，其實隋唐五代史更是他的守備範圍XD

又，才四十多歲就當上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各方面都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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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書本，

這本《長安與河北之間》主要講述的是中唐安史之亂開始，各個唐代藩鎮的發展與唐廷之間微妙地互相背靠，又互相牽制的關係，也更具體地揭示出當時士人的社會面貌。唐代藩鎮之中，又以河北三鎮最有影響力，所以書本就叫做《長安與河北之間》。

好書當然是好書，仔細地描繪了中晚唐時期的藩鎮景像，而且是從藩鎮本身去看藩鎮，不是以中央的身份去看。不過因為不認識唐史的關係，很多地方都要自行再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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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會聚與安祿山起兵的政治宣傳〉

在唐玄宗天寶九年出現了「四星聚尾」的罕見天象。傳統來說，這天象往往寓意著政權更替、或是會有豪傑興起，於是當時在朝廷裡即時就引發爭論，甚至還涉及到他們要奉甚麼為正朔。

事實上，做了幾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一方面醉心於自我作古、超邁前王，透過製禮作樂、封禪改制塑造聖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對異常天變造成的危機，又倉促推行改制，攘除災異，可以說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圍既有帝業永昌的自負，同時也夾雜著盛世表像下的虛弱與不安。

因為原本唐承隋的火運，是為土德（於是唐代的皇室衣服尚黃），但出現了「四星聚尾」這天象後，大家就又緊張又發起正統的爭論，於是三四年間就兩次改易正統所承，這不單是涉及到顏色的問題，更涉及到「二王三恪」的人選（這個實在是相當有趣）。

於是安祿山便剛好運用了這次罕見天象來起事。有趣的是，安祿山眾所周知是一位粟特人，而且他的母親就是祆教徒，但卻不妨礙他引用漢人傳統的五德終始說系統，以為自己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認可性。

〈一位「貳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亂中的沉浮〉

王伷在歷史上並非甚麼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他卻有著非常特別的存在意義，因為他曾經「四易其主」：唐、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

而去到最後他回歸到唐王朝後，卻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我們看到王伷的墓誌，非常吃驚的一點就是，儘管這個人在燕的政權中有這麼高的地位，但是他回到唐王朝之後，並沒有受到任何處分，還先後做過駕部、考工、吏部三郎中，之後又活了十來年，一直到公元779年大曆十四年才去世，而去世的時候給他寫墓志的，是著名的詩人劉復。

這就涉及到當時對於「忠」的風氣。

一開始唐肅宗成功收復兩京後，崔器力主嚴懲曾經投降過其他政權的大臣。但現實是當時的人普遍同情投降的官員，而且並沒特別看重以死殉國的忠臣。一方面是當時還留著不少魏晉時代世家大族的風氣：自己家族的重要性不比國家政權低。於是相對於「忠誠」，留下來保住自己的家族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忠」，其實就是宋代之後，在專制主義、儒家思想之中不斷強化、加入而成的。或許是吸取了唐及五代的教訓，其實晚唐時也開始出現這種思想，「忠」漸漸地成為了臣下對君上的一種無限義務。

〈墓誌書寫與葬事安排：安史亂中的政治與社會一瞥〉

有趣的一篇，除了進一步揭示作者大量運用新出土的唐代河北地區墓誌與石刻碑刻資料作為歷史的分析外，更用墓誌書寫作為切入點，用來看待當時的社會狀態，例如實時記錄當時的勢力形勢（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用上不同的國號），當時的人對於遷入兩京的願望堅持，還有以墓誌格式的用字（採用燕還是唐為國號？）、對於當事人生平的避重就輕去隱惡揚善等等。

還有一些就是字都沒來得及刻上去就得下葬等等。

〈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

以「石碑」這種獨特的記錄媒介，說明它的作用不單是用作記載事物，更是一種有形的、實在的文化影響力。還有就是朝廷巧妙地透過賜德政碑和認命節度使，來維繫著自己與藩鎮之間的上下關係。

〈政治的表達與實踐：田氏魏博的個案研究〉

一個具體的例子，魏博田氏，與朝廷之間的來往，來說明中唐以後朝廷如何與藩鎮合作，最美好的結局就是元和中興：田氏得以世襲節度使之位，而大唐又可以收復淄青十二州，成德王承宗、盧龍劉總相繼自請離鎮入朝，藩鎮割據的局面暫告結束。

可惜的是這已是中唐後期「中興」的極限：穆宗試改任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後，不久就被成德軍兵馬使王廷湊謀殺。

藩鎮一時降服，但權力卻永遠回不去了。

〈劉廣之亂與晚唐昭義軍〉

藩鎮牙軍「驕兵化」。

從前以節度使為首的時代已經過去，漸漸地「兵大於將」。因為藩鎮首領為了拉攏兵士的忠誠，往往都會以豐厚的賞賜作為手段；然而這種只用賞賜的方式只會帶來邊際報酬遞減法則，士兵們越來越不滿足現有的賞賜，結果就是隨意替換自己屬意的節度使。（聽起來就像是曼聯和皇馬的教練那樣）

書中提及的例子，盧鈞，Wiki 上沒明說，只提及他做了一年就回朝，

會昌四年（844年），劉稹死後，盧鈞徙昭義節度使，厚撫散兵，昭義一鎮安定。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詔盧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

而事實上，他就是幹不下去，因為唐廷試用派文員去當節度使，以緩衝藩鎮變得過於強大的問題，然而當地士兵根本不服，一方面是河北的軍人文化與長安的士人習慣完全不同，

又引用《唐語林》裡面所記載的一則逸事，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橫攔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為尚書右丞。

看起來是盧鈞巧妙地處理軍人風氣問題，但實際上那些軍士隨便就百幾個人來圍住理論上是大老闆的節度使（完全是恐嚇行徑），可想而知他們有多惡狠。

書中又舉了另一個例子沈詢，

家奴私通侍女，沈詢將要處決他，家奴於是勾結牙將作亂。

堂堂節度使，家奴私通侍女明明是家奴自己的錯，卻可以隨意勾結牙將作亂、全家被殺。一方面是牙將勢力過於強大，另一方面也說明雙方早就互有嫌隙。

與此同時，這些兵士卻因而全體弱化了。

〈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以羅讓碑為中心〉

以「羅讓碑」說明藩鎮牙軍「驕兵化」帶來的後果。有趣的是，雖然牙軍驕兵化，不喜歡派過來接管他們的文人，卻依然拜服於在軍中有過人身手的武力強人，例如這位羅弘信。

從「羅讓碑」得以發現，「羅讓碑」的羅讓，生前僅是魏博鎮的基層軍官，是透過兵變奪取魏博節度使之位的羅弘信之父，是以他奪取政權後，面臨「名不正言不順」的困境。因此，為亡故多年的父親追贈高官、樹立巨碑，實際上是羅弘信在為自己掌軍進行合法性宣傳。

這裡展現出一個傾向是，正因為牙軍意識到自己是決定權力歸屬的一方，於是成為了節度使的羅弘信，反過來更需要朝廷的任命來加強自己的認受性與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