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雜記。

太久沒正經地看點書，書果然得要持續著看呢。

剛好在看一本很小時候.....得到的一本《猶太王國》。本來還有《古希臘》與《古羅馬》，可惜小時候搬家就丟失了，還好小時候比較聰明，內容大抵都記得住，「古羅馬人相信命運會從身後挑抓住你，所以在凱旋式時會有人大叫『向後看』就是在警告凱旋要小心命運」（大意如此）就是在這書裡看到的。

小時候看沒那麼多感受，只覺得裡面好些人物故事，與在學校讀到的聖經故事，重合又有所不同，卻不怎麼去留意所羅門王之後的事，畢竟小時候就是喜歡看強盛的故事（看到「所羅門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他連得」就會想，「為甚麼他只連得到666金子？不一直連下去？」，最近才知道「他連得」是一個單位，感謝Google大神），以色列王國分裂後的事就不想看﹐有如安史之亂之後的五代十國不太受歡迎那樣，自然更不去深入理解到，猶太人三次大離散，直到千年之後對耶路撒冷城的執念與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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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看還是獲益良多。

「以色列十二支族」，感覺跟現在伊斯蘭教那種政教合一的家族式傳統很相似，不同的穆罕默德繼承者，都各成自己的部族，從他們的取名方式可見「部族」概念的重要性（從自己的開始bin上去）。阿聯酋就是這種部落酋長制的現代化產物，酋長國的領導叫「謝赫」，就有點像猶太人的士師那樣，兼具宗教、政治領袖職能的存在。

《士師記》中大概就是以色列人的部落時代，以及他們時常內訌直到掃羅王的出現，一種從部落轉變為王國的政治改變；在以色列王國分裂，到羅馬帝國出現的這段期間，猶太人到底幹了甚麼，終於有很好的理解。

亞述王國，這個曾經強盛一時，卻因為夾在埃及王國、巴比倫王國的盛名之中而成了陰影的王國，了解多了點（零的突破那種）；

猶太人的復國運動不多說，要好好記住一點：本來已死去的祖宗母語，卻憑努力把它復活過來，這點值得令人敬佩。上千年不間斷過的復國運動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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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讓某族的人活著、人口增加了n倍、穿上那些所謂的民族服裝、跳個舞唱首歌、當個明星、「平均每530名穆斯林民眾，就有一座政府修建的清真寺」，就可以大聲說「沒有種族滅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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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穆斯林，最近發現自己﹐無法接受他們對女性的剝削，卻下意識地覺得穆斯林性情上都比較謙遜（個別例子就不說）、敬天愛人，最有名的穆斯林球星入球後都會跪拜。只是隨後又想：那些誠心祈禱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因為不是跪拜禮就沒那麼謙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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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信仰，新年遵例跟家人到車公廟拜下神上柱香，往年人人有份的開光利是，今年得要添油錢才能拿；車公廟名物風車，廟內小的風車都收起、只賣大風車，我就不信車大元帥法力範圍只能關照到廟內的大風車。

若是要維持廟務那就算了，借神名來斂財，事神卻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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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車大元帥姓車，於是家人每年都會在車公廟求些開光好物放在車中，求個出入平安。不單是自己家人，反正認識好幾個大老闆都有同樣做法。

人家明明是，抗疫大元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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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同時在看孔飛力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書本身要探討的是「中國政治的現代化，是怎樣、甚麼契機內轉形成」：後乾隆時期外國勢力的介入不過是催化劑，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中國乾隆時代人口急速後、既有的政治體製不足以處理整個國家持續運作、而冒起的胥吏階層，從而漸漸地引起了好些進入不了政府的知識分子的思考：儒家學說那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想、清代空前強大的皇權、國家的內憂外患、拒絕改變的政府制度與根本有這份需求的現實處境，好幾樣事情都碰撞在一起時，才出現大量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身份」的思考。

然而，中国帝制时代官僚机构的狭窄性，又使得文人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能实际参与各级政府的运作。这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担任官职或不担任官职 的文人，尽管都有着「文人」的共同身份，但他们实际上所掌握的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当某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时,他或许可以用一种道貌岸然或吹毛求疵的方式，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为某一个腐败或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服务。然而，当国家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势那样受到外来侵略或内部叛乱的威胁时，文人们再要袖手旁观的话就困难得多了。

當中魏源是那批漢學家們十分感興趣的研究對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來自他的口號。〈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是篇章的名稱，也是魏源嘗試思考與解決的問題：

政治參與的拓展原來可以並應當同國家權力的加強如此自然地結合在一起，這就向我們提示了中國現代國家起源的獨特性和本土性。國家的富強，文人更為廣泛的政治投入和參與，這兩者（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繫）本來便已經是中國帝制晚期根本性議程的題中應有之義。雖然說，兩者都並非來自西方的鼓動，但中國人很快便會通過取法西方（以及日本）促成它們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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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想起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兩者都有討論到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如何理解政治理想、現實權利之間的平衝與自處，還有皇權、文人參與政治等等的拿捏。

余先生的書本我只是初讀，但感覺上余先生的究研就深入得多，是真正的大師級作品：孔飛力是基於文本與一些清代晚期的思想家著作，去觀察從清代開始「中國」這麼一個現代的概念的濫觴；而對於政治的爭與，更像是「如何去理解、說明權力分大餅的好處」。

而《朱熹的歷史世界》，卻是以大量（無法相比的量）考究，去梳理朱熹於道統的理解﹐從而進入到政治上如何以經典理論去為「士」的參與政治據理力爭，真正去實現「士」的政治理想，既是「理學文人的從政史」（偷用在豆瓣上看到的一句，覺得很好），也是朱熹時代文人的思想世界的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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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另一個起點，乾隆帝本人與和珅共同進退的貪婪，演變成對整個大清人民對政權的憎恨；是以當大清皇朝換下了精力無窮的乾隆，而是其他能力相對平庸的皇帝，整個大清帝國就開始失控，太平天國當初就是因此以難以處理，清廷不得不下放部份權力（有如好多年前的黃巾之亂那樣），更顯得大清就不得不進行根本的改革。

每次危難都令猶太人激起自己的民族主義，有如華人也得在苦難之中才唱起來的義勇軍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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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匆匆地看到過幾篇關於Taylor Swift的文章，例如「在紐約跟男生說自己聽Taylor Swift的歌會被取笑沒品味」、「在法國沒人關心Taylor Swift的音樂，只知道她是個分手就寫歌的美國女歌手」等等。

與此同時，去到一些銅臭點的、「經濟學」點的分析，又在說Taylor Swift於經濟上的貢獻，諸如「Taylor Swift推動了新加玻的旅遊收益」（當然我的著眼點在沒香港份w），連無線新聞都會說「Taylor Swift在墨爾本的演唱會為當地帶來至少10億澳元的經濟效益」等等說好Taylor Swift故事出現；連她在日本開完演唱會後，怎樣趕去美國看男朋友的超級碗比賽都有人關心，順帶讓不少人知道了Kansas City Chiefs的勝利，以及四分衛Mahomes的豐功偉積。

當然芭樂歌與經濟效益沒有衝突，取幾個極端點的例子就是：M記是眾所周知的垃圾食物，偏偏就是很賺錢；說精品咖啡，那就不會是Starbucks（TikTok是手機白粉，不能相比較），但Starbucks就是世界各地到處都有。

你說Taylor Swift的音樂欠品味，「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可她就是有跟Spotify叫板的能耐，也有「從CD時代轉換成串流時代，從Twitter到Instagram都還能站在第一線」的強大適應力。

戲院演唱會向來都有（不少看live的人都應該深有感受），但那種熱潮與效應，讓更多的大眾發現戲院的存在價值（而不是意義呢），就是得由Taylor Swift來捲起千層浪，這就是一位名人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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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一本，打算看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