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歷史世界﹐一。

之所以買下這本書，乃源自於之前看余先生《歷史與文化》的某個段落時，一個不理解的疑問。

《朱子語類》載：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卷一三四。按：《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載陸宣公答唐德宗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朱子議論當即本於陸宣公此節奏語也。) 

朱子能議論及此，才真不愧是曠代巨儒。現代人都說中國君主專制的傳統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這話不知道算是恭維儒家還是侮辱儒家，至少韓非的「孤憤」之魂一定會委屈得痛哭的。現代人之所以讀錯了歷史，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叔孫通之流「緣飾」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歷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漢宣帝、明太祖那樣坦率可愛，肯公然地說：「絕不施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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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讀書時不明所以，知道明清之後科舉皆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的內容命題，於是聯想到明清之後奇怪的男尊女卑風氣、或是不滿意他對儒家的改造、不甘他對荀子的批評等等；或是修訓詁學時，當時總是說著「訓詁學就是詩經之學」的老師說「朱子對詩經的解說都過火了」，總是令自己對朱熹有了先入為主的抗拒。

所以，當擔當得起「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余先生，寫出「朱子能議論及此，才真不愧是曠代巨儒」一句時，就令自己不得想著：朱熹盛名所在，實在要好好理解一下。

至今為止，就算是在wiki，看到對朱熹的介紹遠不如孔孟荀詳盡（尤其是他的學術思想方面），而自己對理學的不解（從前沒有理解過的情況下，就不同意「存天理，去人慾」之說，加上後來反理學的王陽明的大名，兼受到當年明月的荼毒），也就從來都不曾留意過朱熹在理學上於經典的發揮（從前覺得「本來無一物」「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見性」「心即是理」這類才算得上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現在才知道「時時勤拂拭」「格物致知」的好），也就令自己需要更多時間去補上自己知識不足的缺口。

不過看書就是要寫筆記、就是要花時間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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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非常需要時間消化，單是諸說就已經有二百幾頁，足見余先生為了此書花了多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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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爲己任」的名言恰好可以用來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徵。這六個字雖是朱熹對於范仲淹一個人的描寫（見《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本朝三〉），卻抓住了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主 要動向，所以才流傳後世，至今猶膾炙人口。但是若要真正瞭解這句話爲什麼不遲不早，單單出現在宋代，則決不是很簡單的事。它的涵義不但必須與文彥博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同治天下」，和程頤所謂「天下安危繫宰相」等等說法參互以求，而且與士大夫在當時權力結構中的客觀位置有密切的關係。用現代觀念說，他們已隱然以政治主體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遲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一切都開端，就在於「『以天下爲己任』句話爲什麼不遲不早......，單單出現在宋代」。

當然這個問題需要大量資料解答（諸如宋的政治文化啊、宋代士的政治地位啊、君權與相權之間的互動等n個看幾百頁後才出現的篇章），但首先便說明了宋代有著這麼充分的條件﹐士大夫們堅守著「皇帝需與士大夫同治天下」的原則，

......熙寧初王安石「以道進退」的風格便已廣爲人知。所以在神宗沒有完全接受他的「新法」建議之前，他是決不肯就相位的。同樣的，神宗問程顥：「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後者答道：「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 一一）這正是因爲他們兩人都把自己看作是政治主體；他們祇能本著所持的原則和皇帝「共治天下」，卻不能爲了爵祿之故，召之即來，有如僕從一樣。

又，回到最開首《歷史與文化》所引用，「朱子能議論及此，才真不愧是曠代巨儒」，指的是他一句「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指出歷史大勢就是君越來越尊、臣越來越卑，

......士的「出處」問題自先秦以後論者寥寥，直到宋代才再度受到這樣普遍而集中的注意。這在中國士大夫史上是必須大筆特書的。張栻說得最中肯：「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南軒集》卷一六（張子房平生出處〉）打破「士賤君肆」的成局自始至終是宋代儒家的一個最重要的奮鬥目標。從現代的觀點說，士的主體意識的覺醒是通貫宋代政治文化三大階段的一條主要線索。

而這趨勢，朱熹雖曾努力過，仍無法改變，而且越演越烈，才見朱熹於歷史上深刻的洞察眼光，才更明白：

千五百年之間，正坐為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 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這句說話的深刻之處。

不知明清時代的官員們，那些終身讀著朱子集注四書的文人們，重看這段記事，會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