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名著。

錢穆先生的《 中國史學名著》看了個八九，比想像中沒那麼好看。不過零零碎碎下來，還是淘金沙似的找到不少有趣的地方。 打算之後都在網上找錢先生的電子書 

一開始還是有些看點所以就把書買了下來，比如說個人就很喜歡這段：

如《春秋》載「晉趙盾弒其君」，「齊崔杼弒其君」，那時晉國、齊國的史官，下一個「其」字來稱齊君、晉君，可見趙盾、崔杼所弒，照名義上講，並不是晉史官、齊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來，義不臣於諸侯。崔杼可以把當時齊史官殺了，但不能另派一人來做。

大體來說就是中國歷代以來的史書發展史，由《尚書》開始一一略講各重要的史書。只是，畢竟這是錢穆先生的課堂演講，一課幾個小時就講好本史書，自然不能期待它能有多深入，提出「每個書寫的背後都有其代表時代之精神」﹐例如《史記》比《漢書》好的地方就在其精神，《通典》比《史通》的精神更為可嘉：

劉知幾僅通史學，不通經學......未對學問有個大體的瞭解，亦未對學問有多方面的探求，.......我們讀了劉知幾《史通》，就可回過頭來看東漢以下直到唐代初年的這一段史學。在外觀上看，是史學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內精神方面去，史學實已衰了，遠不能同從周公、孔子到司馬遷那一段相比。......他這書的最大缺點，即是一「薄」字。

P. 168

杜佑自己説：「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道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他説他不敢希望到最高的立德，只希冀在其次立功、立言上。他總算在當時政治上有貢獻，其次立言，是他寫了這本書。又説：「臣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玩墳籍。雖屢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這是書中的記戴，跟wiki上的不同）他的職務之忙，事情之多，是可想像的。而他總覺得時間之可惜﹐從來沒有浪費過。即此一層，就可為後人作師表。我們讀劉知幾《史通》，便該研究劉知幾這人。他的非經、疑古，足見其人之淺薄。像杜佑，我們只看上引諸節話，就可想像其人，也就可信託其書。

P. 183-184

又例如錢穆先生顯然覺得司馬遷的層次比班固高，原因就在於司馬遷的「精神」：錢先生總是在強調中國的歷史「不只是材料」；又例如他對袁樞大力批評，

可是我得告訴諸位，《通鑑紀事本末》那一部書，講史體，是一個創造的，對將來有大影響，如九朝紀事本末一路下來便是。可是袁樞實當不得是一個史學家，他這書的內容也不能算是一部史學名著。除掉紀事本末這一個新體以外，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秦併六國後，才有秦始皇統一政府，此中國史上從古未有的統一政府究做了些什麼事，他也不列專題，卻接著便是「豪傑亡秦」。又是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把該重視的放輕，把可輕視的放重。這是一大顛倒。......若我們如此讀史，則只見歷史上一些變動紛亂，不見歷史上的一些治平建設。認為這些變動紛亂是歷史大事，......他書中題目都揀一些動亂之事，不見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漢初一個安定局面，漢之所以為漢者賴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輕了。

......歷史上有很多事，沒有史學知識的人，他所知道的事只如我們從報章上看到的這些，這實是不懂得歷史，即是不懂得事情。所以我們要讀袁樞的《紀事本末》，只要先讀他書的目錄和標題，便知他實在完全不懂得歷史，不懂得歷史裡的許多事。所謂的歷史，並不是只有動和變和亂，才算是事。在安定常態之下，更有歷史大事。

就此看來，錢穆先生很不滿意「只有大事才算事」的記事標準，覺得這不是真的歷史。於史學角度自然對錢先生的批評不敢有意見XD，不過又覺得，古時的士，一生所學就是為了入世、學以致用，或許精神上真沒有司馬遷、杜佑那麼高，但他們對天下「大變」的了解和探究，不也是為了「通古今之變」嗎？相對於劉知幾那種「寫史純為興趣」，《記事本末》還是有文體上重要性。

接著錢先生又引用了一個事跡：

又如孔子，七十二弟子跟著他，但《左傳》不載孔門教學，編年史裡就有許多事要丟掉。若讀《論語》，子貢問、子游問、子夏問、曾子問，孔子一一回答，都寫下。只有顏淵，孔子説：「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就寫不下。所以孔子的學生，別人都好寫，顏淵似乎無事可寫，但卻特別重要。歷史上有許多無事可寫的人，而特別重要的。太史公《史記》就懂得這個道理。

真的，「吾與回言終日」卻不見《論語》有那麼多顏淵的行事記戴。雖然這完全不能證「許多無事可寫的人，而特別重要的」這句，但這種情況確實有趣。

他的演講之中，夾雜不少他其他作品的傳銷（動不動就「想知道的，可以看我著作XXXX」etc XD）、對西學的不滿與國學的1000%自信，及自己對時人輕視國學、盲目追從西學的感嘆（我想也有對共產黨不滿的成份，共產黨就是馬列主義嘛）等等，但還是有種「老人家的嘮叨」感在內。

還有一如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論說，他還是對唐的政治體系特別推崇（都說到「因為政治體制好，所以人才也多」），又視明代為學術最黑暗時期：

明代人在學術方面，比較漢、唐、宋各代都要差一點。中國這幾個大一統的朝代，漢、唐、宋、明，論到學術，惟明最差。這雖沒有人詳細講，但顯然是事實。我從上講來，漢、 唐、宋三代都有他們學術長處，但又多不同。為何明代又要比較差？這些處，都是我們自己讀書應該注意的大問題。固然我們立刻不會能有答案，也不容易下此一答案，但此問題總不應該不留心注意到。

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義）的《明儒學案》。實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

嗯，所以為甚麼明代特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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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摘。

一些字裡行間透露的事情比較有趣：

後來我在香港，胡適之曾寫一信給我，説我和王靜安同樣未脫理學家習氣。我給他一回信説，此問題現在已都不值得講了，若得反共勝利回到大陸，你再高興看重這部《水經注》，不如組織一個考察團，這裡面應要有史學家、地理學家、水利學家、農業家、考古學家，各方面人物參加。

P. 152

有如鄧麗君，錢穆先生就是懷抱著「得反共勝利回到大陸」想法的人，想著日後能回到中國，就要著這本《水經注》重新考察一次，這想法有點動人，也有點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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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對漢字的終極FF：

幾千年來，在這樣廣大的地域中，而語言不分數太過，就因為有文字在那裡統轄著。將來若能把中國文字遍及世界，這將貢獻於世界人類文化者其大無比。即如科學上用中國字，也極方便。因中國有形聲字，如從金、從石、從火、從土、從水、從气，化學、生物學、礦學都可分類，一目瞭然。而且中國一個字，可以代表很多意義。層出不窮的新材料、新發現、新創作、新器物，用中文來寫出是最方便的，可以不另造新字。否則將來科學字愈造愈多，認識記憶非常困難，只有拿中國字來應用，則很簡單。而且一字一音，英國人看也懂，法國人看也懂。今天只為中國不像樣，大家不注意。萬一有一天，世界人類懂得中國文字妙處，採用中文，此事非純屬空想。

P. 263

看到其實覺得有點好笑。就.....元素週期表最後排的那些中文就證實了，就算用了中文也根本記不得，實用性太低了.....而且這錢先生不是自打嘴巴嗎？

我再推想到一部《説文》中間有很多花樣還值得研究。如馬，可因顏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馬，有黄馬，便有各別的字。此可見中國古人把文字和語言分開。如説「驛」，諸位要問這是什麼顏色？驪馬和黄馬不同何在？我們只有查字典，查《說文》了。但到今可謂此驪字已廢不再用，這是一匹黄黑色的馬，拿口語來寫下便是。如此之類，《説文》裡有極多字現在都廢，用口語代替了。在沒有廢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來代替這一話，這樣的文字運用實還不夠進步，後來才又進步到多用口語而省去了異字。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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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讀了這一部《清史》，只是看不出清朝為何而亡，看不出當時中國社會為何要革命，好像慈禧、光緒都不錯，而無端地亡了。這實是很荒唐，太違背了史法。寫歷史人儘要有斟酌，不能一意偏私。在清初修《明史》，那時明室已亡，清朝找了許多學者來修《明史》，這許多人，心中還是不忘宗邦，對明室還是有一番忠心，但他們能痛定思痛，把明室之所以亡，都在《明史》裡傳達出來，所以這部《明史》給後人看重，正因當時那許多人都有學問，都通史學。到了清末，學術已衰，都不能懂得史學大義，所以這《清史》就難修了。

（雖然前面才說明代的人學術特別差）原來一直修不好清史，也有這麼一個原因。有聽說過清史修了好兩三次，因為文獻太多無從修起，加上現實政治原因，我實在不看好這部清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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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研究每一種的政治制度，不僅要研究這些寫在文字規定下來的所謂制度，還應該懂得在當時此一制度之起源，乃至此一制度之演變。並有許多人對於此一制度所發揮的種種意見和議論。這纔是研究到了一活制度。這也是我們研究一切學問都該懂得的。讀《文獻通考》，便該注意到此處。其實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此一著意之點，乃是跟隨杜佑的《通典》而來。我們已經講過杜佑《通典》，不僅講到每一種的制度，還詳細地講到對於某一制度經歷了各個時代的許多人的意見和評論。這是杜佑《通典》的極見精神處，而《文獻通考》則把此承襲了下來。我們今天，則似乎只看重這些寫定的書本，而更不看重這些寫書本和讀書本的人。

P. 279

「還詳細地講到對於某一制度經歷了各個時代的許多人的意見和評論」，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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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好些「我們才不是臺灣，我們是中華民國」之類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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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所最了不得的，不過學到一些外國的。但你能說今天的外國，就是他們的最高點嗎？如今天的美國，就一定比華盛頓初開國時，或者林肯南北戰爭時進步嗎？經濟是進步了，政治未必就進步。今天的英國，就定比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時的英國進步嗎？科學說是進步了，經濟、政治未必就進步。我們僅是學著外國今天的，而且是學的一點皮毛，難道我們大學裡政治學系的學生都能留學外國嗎？在中國讀外國書，所知有限，跑到外國去，仍是在大學裡讀課程，和實際政治還是相隔很遠。回來了，還是在法學院政治系教政治。至於政府用人，並不定用到這批學者。這也不能專怪我們，外國就這樣。外國的一切，是否也值得批評呢？這是個大問題。近代人物中只有孫中山先生敢對外國選舉制度也有批評，此外似乎是沒有了。

P. 192

「外國就真的甚麼都好嗎？」這類說辭非常似曾相識，但是，錢穆先生身處於大家都高舉西方學說的年代、中華文化最被人視為糟粕的環境，他堅定地站在中華文化這邊，是他的風骨。

至於某些人﹐當年中國政府說要打倒資本主義、他們就一起去打倒資本主義，去封建迷信、他們就去封建迷信，XX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就跟著喊XX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聲說要復興漢服、他們就走去穿漢服。

不過就是一批樂於接受自己是阿米巴變形蟲的污柒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