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輪台詔。

之前看某集歷史係咁話，聽到主持提及過田餘慶先生的這篇文章，又意外地發現自己手頭上的書裡載有這篇文章，於是就輕鬆看。

網上也能找到，但沒了注解。歷史讀物中的注解，有如包裝零食掉在底部的碎屑，是看歷史書的精粹所在，看完你才知道得出一個歷史的推論得要參考多少書本、背後經過多少前人的總結，而不是開口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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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轉折出現於徵和四年（公元前89），也就是漢武帝死前二年。這一年，漢武帝所頒佈的輪台「哀痛之詔」，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所謂「昭宣中興」，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輪台之詔的頒佈，不能説是及時的。在徵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現過需要實現轉折也有可能實現轉折的時機，但漢武帝喪失了這種時機，延誤了轉折，從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難和政局的動亂。

轉變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漢武帝對此也有所認識，為什麼他要遲到徵和末年自己臨死前，才在輪台詔中確認這種轉變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從史籍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只能從事態發展中探尋跡象，進行分析。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漢武帝對開邊之事心裏無數，不知道該在什麼地方適可而止，另一個原因是，漢武帝與衞太子的矛盾制約着轉變政策這件事情。可以説，漢武帝在完成積極事業的同時，師心自用，僥倖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誤了政策轉變的時間。只是到了最後時刻，他才下決心頒佈輪台「哀痛之詔」，力圖挽回將頹的局勢。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漢武帝的目的應當説基本達到了。班固所做「仁聖之所悔」的評論，對漢武帝來説大體上是合適的。

不過也有另一說，指輪台詔並非罪己之詔，國家政策根本沒有甚麼大方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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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歷史係咁話，對輪台詔只大概提及到，這涉及到漢武帝與太子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本來我以為文章大概就是講一下巫蠱之禍。可是看完這篇文章之後，

據《漢書·外戚傳》説：巫蠱獄興，「衞氏悉滅」。可以説，公孫賀之獄與衞太子之獄，都是針對衞氏而發的，其目的是為了更換後宮和更換繼嗣，而更換繼嗣是更為主要的目的。前面説過，江充興獄，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時，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日：「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江充和劉屈氂所行，客觀上都是在實現漢武帝改換繼嗣這一政治目的。石德點破「秦扶蘇事」，是洞悉當時政局底藴之談。

那份父與子、皇帝與儲君之間的角力，當時的局勢已成水火、完全無法回頭了吧？太子也許沒有反心，但自保的念頭肯定是有的，畢竟兵馬不是說變說能變出來；輪台罪己之詔，哀痛之情是真的，只是當中傷戾太子的成分恐怕沒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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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漢國家大發展之後繼之以輪台罪己之詔，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漢武帝罪己之詔雖然不能像所謂「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那樣，臻漢室於鼎盛，畢竟挽回了將頹之局。不過，輪台詔能夠奏效，是由於它頒行於局勢有可挽回之時，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禎罪己，詞旨可謂酷切，但是既非其時，又無其方，不足阻闖王的鋒鋭。所以漢武帝雖然提供了封建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為止的王朝歴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漢武帝以「罪己」詔取得成效的封建皇帝，卻不多見。

雖然我不喜歡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但他確實有其過人之處：不單是這份公然認錯及其真切的悔意，還有「提供了封建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再翻後幾頁又看到書中引朱子說：

《朱子語類》卷一三五論漢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並謂其「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輪台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

朱子大意就是說，本來漢武帝早就感到有點不妥，「去秦始皇無幾」；他的及時正是其天資所在：這份及時，就包括了天時地利人和，更借機清洗了自己所不喜的朝廷勢力。

朱熹論史，懂得「大凡事前未有樣者，不易做」的道理。樣，有正面的樣，也有反面的樣。有了樣，事情就好做多了。這就是今人所説的歴史經驗，歴史借鑑。

 當「有了樣，事情就好做多了」事，後人尚且「真能成功地效法漢武帝以「罪己」詔取得成效的封建皇帝，卻不多見」，作為成功首例的本人，自然有其厲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