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
總括來說，還真的是一本全面而仔細的明代政治史。
上篇 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内阁、内监与皇帝
中篇 明代中央行政系统的权力制衡：外廷、内府与科道
下篇 明代地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抚按、司道与乡里组织
這三大篇章就是明代整個國家的政治運行：由最核心的皇帝與內閣，中央行政系統的運行，到權力與行政如何下達到王國的每個角落，都一一有所論述。
覺得最有趣味的還是上篇，一直以來都覺得歷史人物的真實性格是最具趣味性的，而看著不同關鍵人物因性格而影響的決策。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除少數例子外（就的就是朱元璋），再突出的個性或是意志、都敵不過突發事情，比如說明英宗因為幼年即位，既改變了不少政事上的處理，又因為年幼寵信宦官、而間接衍生了土木堡之變，從此改變了整個政權的走向。
至於其餘的行政運作機制、以至地方系統，除了偶有拾遺外，其實沒看得太仔細XDD
不過還真的是一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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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镇守中官在明代的设置，既有中国君主专制强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有明初社会的现实必要性。成祖即位后，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由于成祖夺取皇位的手段颇为时人不齿，因而许多官员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潜往各地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对抗，建文帝也下落不明。这些，都对成祖皇位构成了威胁。二是社会矛盾的继续发展。尽管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惩治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大户，但社会矛盾从未真正缓和。
「由于成祖夺取皇位的手段颇为时人不齿，因而许多官员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潜往各地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对抗」
今天我都不屑他的舉動，更何況是明代深受四書五經教化的人。
又，嘻，「对成祖皇位构成了威胁」，為甚麼呢？為甚麼建文帝跟他就沒有同樣的擔憂呢？甚麼人才會經常覺得國家安全有威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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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靖难”之役进行得过于顺利，成祖尚未在战争中培养出足够的高级将领就夺取了政权，因此，派往各地的值守总兵多为建文舊臣，有的还曾直接与燕兵对垒。......但这种不放心并非一般的君主对将领的猜忌，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心态。中官随何福等出镇，说是因为“争功不已”，实是掩人耳目，他们负有监视总兵的特殊使命、即使像宋琥，既是靖难勛臣，又是成祖女婿，成祖也仍遗中官察其行为。沈德符认为，这是“内难初平，恫疑未解”而致，是有道理的。其后何福畏罪自縊，宋琥因不敬而夺爵。......明代武官的世袭制度，造成了将领的怯懦和无能。......与这些或心怀二志，或怯懦无能的将领相比，宦官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政治上可靠，他们或“自小随侍，颇称使令”；或追随成祖起兵，东征西讨；或舍生忘死，引领燕兵直下南京。故成祖、仁宗皆以为“忠于已”。二是敢于担当，无所畏惧。......三是能征敢战，奋勇当先。......四是宦官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熟悉“夷”情，敢于深入。......
查继佐一方面谴责“明累朝率中贵用事”，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
燕初起，不可為名，士大夫多縮匿，而諸閹無所顧惜，且又多域外人，文皇既藉其鋒，便不能如祖訓云云，勢使然也。
这种从“势”的角度来看宦官的重用、镇守中官的设置，是很有见地的。
還一次看到這種篡位之舉會被說「进行得过于顺利」lol，這樣也可以令朱棣人才不足，而不得已要用建文舊臣，當真是長見識。
世襲武將這制度肉眼可見地無用，我想朱元璋根本就心裡有數，而他建立這一切的原意是政權穩定大於一切，世襲武將而有用才讓他心驚吧；相對之下，從之前的篇章可見，除了宦官忠心之外，不論是從甚麼方式成為宧官一份子，他們是先經過激烈的競爭才生存下來，那宦官的水平自然有其下限。
所以，個別宦官形象不佳反而是孤例，根本上（最起碼明代是這樣）整個宦官系統，他們在朝廷內的人望地位絕對不差，除了因為他們接近權力核心外，宦官的前輩也有努力立下過汗馬功勞，才有這個名望掌著印、秉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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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因此以为明朝灭亡，在于信用内臣，“监军镇守，覆辙累累”。其实，天启、崇祯两朝镇守中官的复设及明朝的最终灭亡，乃是明代统治集团，首先是文官集团全面腐败的结果。《明史》中的这段话是耐人寻思的：
(莊烈) 帝初即位，鑑（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 委任大臣。既而廷臣意門戶，兵敗餉細，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待……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爭。帝曰：“苟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
如果说永乐、洪熙时镇守中官的设置是因为将领的无能，那么，天启、崇祯时镇守中官的复设，则因为文臣的腐败。
雖然有趣的是，再前面幾版才說甚麼「明代士人最有風骨」，但朝廷內有另一個光景也是事實。
从镇守中官的兴革，可以看出明代宦官与汉唐相比有两个明显特点：参政的广泛性和专权的可控性。镇守中官的设置及其职权的扩大，实际上是宦官的参政范围由中央向地方，由政治向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延伸和扩展；而且，宦官的有关职掌均以“祖制”或“成例”的方式制度化。尽管正德、天启时镇守中官遍布各处，气焰甚盛，但嘉靖、崇祯初的一道敕书，即可将其全部撤回，宦官的专权并未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宦官集团包括镇守中官在内，只是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受着其他各种力量的有效制约。
不熟習漢唐宦官的權勢可以去到甚麼地步，但大概看到的說法是，唐代的宦官有兵權，掌神策軍，所以權力大到能隨意廢立皇帝。再看多點wiki，情況似乎便是宦官完全掌有兵權，而明代於軍事力量的編制就複雜得多﹐
正統以後，凡有出征，武臣為總兵官、內臣監軍、文臣提督軍務成為定例。
而重大軍事決策又需組過廷議，調兵的令符火牌又由另一個部門掌管，於是，就算在軍隊內太監是皇帝的代表，但同時還有文武官並立和重重關卡，是以對宦官產生了有效制約，這也是皇帝就算不視朝、不親政，都仍然能牢握軍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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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巡抚的设置到它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成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整个过程是在不自觉和被动中进行并完成的。......明代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推动。
首先是宣德、正统时开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各地发生的暴力事件。......
自景泰、天顺，尤其是成化以后，农民的流亡和闹事乃至起义已不再是个别的地区性问题，而是普遍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巡抚不仅不能“事毕复命”，一些已被撤回的巡抚也纷纷恢复，并加速了地方化和制度化，如正统十四年 (1449)在福建爆发的邓茂七事件，就同时导致了江西、浙江二巡抚的恢复和福建巡抚的设置。
社会矛盾的激化对巡抚军事职能的强化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将抚治郧阳的玺书更改为提督军务兼抚治，给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内地巡抚的提督军务，多类此。
看了一下鄧茂七的wiki，這個人挺可愛的，
正統十三年（1448年）二月，沙縣知縣下令逮捕鄧茂七，鄧茂七乃聚眾叛亂。叛亂軍殺了知縣後，人數迅速增至十餘萬人。鄧茂七在沙縣陳山寨建立政權，自稱「剷平王」（一說稱「閩王」），設官屬，歃血誓眾，宣佈要剷平天下的不平。
參加人數迅速增加的民變，「連破二十餘縣，「控制八閩」，震動三省」。明代有著豐富的商業與文化的同時，原來也有為數不少的民變，並沒有以往認知中的那麼安逸。
明初、明末的民變可以理解，
《明初重典治國對靖難之役結果的影響》：「並不輕鬆的賦稅，加上嚴苛的統治，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明初所發生的農民起義較任何一個王朝建立初期都多，從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年，各類起義層出不窮。這些起義中大部分都是為了反抗苛重的德役與賦稅，如洪武三年泉州惠安民陳同率眾起義；廣西陽山縣十萬山寨人民聚眾起義；洪武五年潮州民起義；洪武十二年四川眉縣人民起義；洪武十四年廣州人民起義；洪武十六年廣東瑤族人民起義；洪武二十二年江西贛州人民起義；洪武二十九年會同縣人民起義；直到洪武三十年，也就是朱元璋死前一年，陝西、四川交界處還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如此頻繁的農民起義，充分說明了明初重典治國政策下，百姓生活的艱難與社會矛盾的尖銳，而這一現實狀況對靖難之役的結果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但鄧茂七這明中葉時期，卻是幾乎找不到原因。不過也正因為頻繁的民變，才令巡撫不得不成為定例。
其次，是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三司并立的体制暴露出事权不一、运转不灵的弊端，也不能适应统治集团内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巡抚又是应解决地方政治体制的不合理性、适应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又使三司条条分割、运转不灵、相互牵制、事权不一的弊端暴露无遗。......
其三是吏治的败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办事效率低下和军备废弛。巡抚又是应提高统治效率、整肃军备的需要而产生的。......
這是很正常的權力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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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巡抚的设置及其地方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两股相反的作用力：一是秦汉开始形成，唐宋得到加强，明初进一步强化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原则和传统；二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形势下地方集权的紧迫需要。
如果说汉代的州、唐代的道、宋代的路、元代的省，是我国历史上省级建制形成的几个阶段，那么，从行省到三司，再由三司到“三堂”到巡抚，客观上则是省级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继权力集中的行省和权力分散的三司这两个极端化的体制之后，在地方分权的原则和集中的需要这一矛盾的制约下，明中叶形成了介于行省和三司、三堂之间的新的省级政治体制——权力相对集中的巡抚，并为清朝所承袭。行省、三司、三堂作为省级权力机构的时间总共仅一百年，而巡抚则前后共达四百余年。如果现实性可以说明合理性，那么，巡抚的合理性在于：权力相对集中，便于提高统治效率；只给关防、不给印信，保留差遣的形式，并建立各个层次的制衡力量，便于中央进行控制；对下属只有考察、保荐权而无任免权，且巡抚不得在原籍任职，不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清朝几乎继承了以上明代巡抚的所有特点，并进行了若干调整，使之在制度上更为完备，效率上进一步提高。
整個國家的權力不單是皇帝與權臣之間的平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平衡也是另一關鍵處。每個朝代都是對先世管治經驗的檢討與改善，而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就已經是很多個政權以來的答案，那巡撫的形成，自然也是歷史中數一數二的傑出答案。
「现实性可以说明合理性」這句很合心意，大概是很多喜歡看歷史的人的通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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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来看，与汉之刺史——州牧，唐之采访处置使——节度使，宋之制置、转运使，乃至元之行省丞相、平章，颇有相同之处，即均由中央的派出官员转化为地方长吏，由临时差遣转化为正式机构。这已为许多学者所注意。但历史上如此多的相似与反复，主要原因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君主个人的集权欲望，而是在相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中央集权条件下，各个时期所出现的相似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要求。值得指出的是，以北宋为分界线，汉唐的刺史、采访处置使开始均为监察官性质，然后由监察转为行政；在成为行政机构后，仍保留着监察职能，从而最终导致失控。而宋以后的制置、转运使，行省丞相、平章，以及巡抚，主要职责却不在监察；在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时，监察机关也出现了：宋有提刑司，元有肃政廉访司，明有巡按御史。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是制置、转运使，还是巡抚，均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控制权，这两大权力总是由中央牢牢控制。由于上述原因，它们都不易发展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这既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为严密，也说明我国古代省级制度的趋于成熟。
其實就是錢穆先生的一句「從歷史來看，權力就是從分權走向集中」，「但历史上如此多的相似与反复」可見君主的意志，就算集權如明代，都不見得有力量去改變很多事物，就不定這就是大一統政權的必然生長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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