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久沒看書了。不熟明史，就看看明史。
目前看了六分之一左右，感覺不錯（果然歷史書就會易入眼點），改正了很多既有認知，或是對整個明代政治運作更清晰，這對一下子就看《萬歷十五年》的我來說，是本非常好的明史基礎又深入少少的知識讀物，當中的趣味性卻不比當年明月的講故佬style講故事為差（在我眼裡lol）。
比如說，因為先看《萬歷十五年》，那就會對明代的內閣制有種錯誤的理解，覺得自明太祖廢相後、內閣制就出現了；就算理解權力運作有其自然演變，也只是模糊地想到「這是權力運作的自然產物」，卻想不到「那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為體制的一部份」。
對於「首輔是否等同於丞相」印象中有很多的討論，
而不论持哪种意见，在这一点上又是基本一致的；明代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对内阁、对首辅的信任程度。《历代职官表》的作者将这一看法表述得异常清楚：“总之钓衡近地，职参密勿，其事权之属与不属，原不系乎宰相之名，而惟视乎人主之威柄以为操纵。”
不過我也同意，正因為內閣的地位與作用還是完全取決於皇帝的態度，所以首輔最多只能說是「無限趨近於丞相」，是完全依附於君權的衍生物，卻又完全不是前朝獨立於君主的存在。
自然也有很多歷史的趣味發堀，例如作者經常字裡行間就突然偶爾暗戳一下，例如說朱棣篡位後，做了幾年（永樂七年）就覺得工作太累人、讓兒子監國；或是直指「（孝宗）應該是個智商較低或者說是一個相對弱智的皇帝」等等（也未免太直接）；
以下為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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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生为刘基所作《行状》记载了一个后来广为流行的故事：
帝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帝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帝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偏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帝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
这段文字后来被《明史·刘基传》及其他各种有关刘基的记载采用。明太祖在和刘基讨论中书丞相时提到了三个名字：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但这三人被刘基一一否定：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的狭隘更甚于杨宪、胡惟庸有些才力却易“偾辕”。而在当时，中书丞相的人选也确实是两难选择：背景深厚又有能力，是又一个李善长甚至比李善长更令人担忧，此后的胡惟庸正属此类；缺乏根基，即使再有能力，也难以协调各种利害关系，杨宪属此类；如果既无根基又无过人才干，虽然可能维持局面，却于事无补，最终是尸位素餐、受他人摆布，这正是汪广洋的悲剧。
明太祖向刘基“问相”之事的细节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太祖并没有采纳刘基的意见。明太祖换相的主意已定，而群臣中又找不出比杨、汪、胡三人更合适者，故三人都得到任用。
汪广洋是三人中最早在中书省任职的。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明太祖自为大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即为帅府令史。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明太祖称“吴王”，置中书省，当时任命的中书省高中级官员只有六人，而汪广洋为其一：李善长、徐达为相国（正一品），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正二品），汪广洋为右司郎中（正五品），张昶为左司都事（正七品）。但明太祖更关注的显然是杨宪。杨宪虽然至正十六年才以儒士身份投奔南京，但到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已是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二年九月为中书右丞，三年七月即为左丞。汪广洋为参知政事的时间为洪武元年十二月，三年六月时是右丞，都比杨宪慢一拍；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致仕时，杨宪已被诛，而汪广洋乃任中书右丞相。胡惟庸为参知政事在洪武三年正月，四年正月为左丞，六年六月为右丞相。
看到這裡時正想到：啊，朱元璋心中應是有piority的吧，不然就不會逐個問劉基了，然後下一頁就看到：
明太祖对于李善长继承人的排序是:杨、汪、胡。可见，其心目中丞相的标准，应该是有能力而无背景。诛杀杨宪之后，明太祖宁愿用无背景且能力稍弱的汪广洋，也不用既有背景又有能力的胡惟庸。也就是说，他不希望在皇权之下有一个强大的相权。但是，杨宪虽然吴元年已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却从洪武元年正月至二年九月先后出任御史中丞和山西行省参政；汪广洋在任中书省参知政事之后，也曾外任陕西参政；唯独胡惟庸，自洪武三年以太常卿为参知政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书省。
對於朱元璋來說，在能力和背景之間，他背景永遠是他所忌諱的，這也是為甚麼「如果我必需要為丞相的人選而苦惱，那我何不直接解決這個苦惱？」。當然，也只有朱元璋這樣性格的人，才做得出這種驚天動地的改動。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涂节又告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 明太祖闻报，亲自处理此事。初六日，赐胡惟庸、陈宁死，尽诛其党僚凡一万五千余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即废除中书省后的十五年，明太祖下了那道著名的“不许复立丞相”“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的敕谕。这道敕谕是明太祖对明初中央权力结构改革的总结，也是对历代中央权力结构利弊的总体认识。
「明太祖对明初中央权力结构改革的总结」，就是廢中書省後，朱元璋努力工作了十五年，確認沒了中書省、整個朝廷的運作依然沒問題後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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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特定条件之下，既过分估计了这种矛盾的严重性，又从极端的角度吸取历代君权与相权斗争的教训，断然废除中书省，并严令禁止复设丞相。这不但违背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自身运行的规律，而且使皇帝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格局中降至政务官的地位，陷于纷繁琐细的日常事务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四辅官或罢或杀之时，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 （1381）十月“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复奏论决”。“十二月，“命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如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实则将司法复审权和政务初审权赋予翰林、春坊官。故明人沈德符认为，“生杀大权，主于词臣矣”“唐宋平章参政之任又兼之矣”。
一方面，傳統教科書上往往說明朝是「最高度集權與專制的時代，因為權力都只集中於君主身上」，感覺上總是升級的；偏偏這裡把皇帝說是「降至政务官的地位，陷于纷繁琐细的日常事务之中」，有趣的論述，不過也只限於中前期的明代君主XD，仁宗朱高熾確是累死的，但你看後來的嘉靖帝朱厚熜，把政治玩得多歡快（相信就算繼續有丞相，嘉靖帝還是有辦法的」）；這也是權力的自然力量的體現，皇帝不得不永遠有個「類丞相」的機構：內閭的工作越多，皇帝就越有時間去玩，比如說熹宗朱由校有時間去沉迷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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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史·职官志》所言，永乐时参预机务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且终永乐之世，他们的品秩未过五品，均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内阁”的名称也并未真正确定，成祖每有言及，或称“翰林”，或直呼“解缙等”“胡广等”。从其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但是，内阁的实际作用远远超出它的公开地位。......永乐时内阁公开地位与实际作用的差异，反映了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和中枢权力结构严重缺陷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促使洪熙、宣德以后内阁地位迅速提高和内阁制度逐步形成。......洪熙时，以二杨（按：杨士奇、杨荣，时杨溥尚未入阁）为核心的阁臣不仅以顾问的身份与仁宗“同计天下事”，还在仁宗的授意和指令下开始直接干预六部和都察院事务。宣德时，“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
「从其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还在仁宗的授意和指令下开始直接干预六部和都察院事务」
很像今天的DOGE。就是不知道未來會發生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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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病死，赛义虽然在公开地位上高于三杨，“然遇事多疑少断，常持两端，且短于才”，完全不是二杨的对手，阁权开始凌驾于部权之上。正统初，英宗九岁即位，三杨以四朝元老持政柄，举凡任官、选举、漕运、清军、边务诸大政，皆杨士奇等主议，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内阁制度也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内阁名称的公开化、“殿阁大学士”成为阁臣的专称、文渊阁成为内阁的官署，内阁权力的基本行使方式——票拟也开始出现。
從1381到1430，內閣制花了50年，才正式登場；然而這種登場，卻還遠遠未到張居正那種有齊規格的程度，票擬制才開始出現......也不是「才開始」，卻是漸漸地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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