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看的筆記。這段落開始講明代宦官的系統和皇帝本身的工作。
大致上來說，明代的宦官大致分為幼時就被閹而送入宮中在內書堂中學習的人、自宮的儒士、以及不經內書堂自己苦讀的宦官。書中對內書堂出身的宦官評價不錯（當然也有不少史料佐證）；另一方面，作者又爆宣宗有種奇怪的愛好：他會把自己看上的男人（應該是看上他們的技能......有無其他功用就不得而知了XD）強閹然後留在自己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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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到宣德，逐渐形成了一套经由内书堂、侍东宫、入司礼的宦官培养制度，这个制度后来成为宦官进入司礼监的“正途出身”，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实际的情况而言，被选入侍东宫的宦官，常常是幼年皇储的伴读和“豫教”的教师。他们对未来皇帝思想、性格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所给予的影响，远非那些后来为太子讲解经书的翰林讲官们说教的效果可比拟。这些宦官和皇储长期相处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成为他们以后擅宠专权的政治资本。王振之于英宗，刘瑾等之于武宗，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是甚麼人，或是要怎樣的心性，才能讓他們被挑選上、安排到皇儲面前？
他们从小离开父母家人，身遭极刑，其性格的坚毅自非一般纨绔子弟及读书士子可比。况且在内书堂已无民族、门第的差别，主要靠个人的才智和钻营，因而往往能造就人才。
又比如說王振，書也有另一段提及到，
即使被视为明代宦官首恶者的王振、刘瑾，也绝不像某些士人所說的那样一无是处。据《罪惟录》载，王振侍英宗于东宫时，导之以礼，英宗“雅敬惮之”。英宗即位后，“尝与小臣击球，（王）振至而止。诘旦，驾在阁中，振跪奏曰：“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上愧无所容。”大学士杨士奇等赞叹不已：“宦官中宁有是人！”《菽园杂记》（卷7）则云：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来，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内官接造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内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泛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英宗复辟后全然不计蒙尘之耻，念念不忘给王振招魂以葬，并赐 “旌忠”祠额，并非全无道理。
這裡的王振是與《明朝的那些事兒》中完全不一樣的描述。當然，不是說他弄權就沒錯，只是他也有他值得被人傳頌的一面（好吧，兩面都值得，卻是不同方向的教材）。本來嘛，人就很難一言既之，更何況是在歷史上、政治上曾發揮過相當影響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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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士自宫及内使中的自学者，其仕途则比内书堂读书“正途”出身者坎坷得多。如属幼阉入宫，尚能有所依附，而儒士自宫，则被众圈视为“异类”，备受歧视。当然，也有不少经过苦心钻营而进入上层者，如刘瑾、涂文辅、李永贞等皆是，但也多是在非常时期依靠宦官中的派系矛盾而达到目的。刘瑾是通过攻击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与外廷勾结而取而代之，涂文辅、李永贞则是通过依附魏忠贤而为司礼监太监。
如果說內書堂是宦官之中最高貴出身的、自宮儒士與自學者都如此備受歧視，不識字的魏忠賢卻能當司禮監秉筆太監，並不是要為他洗白，只是覺得他這個人也不簡單。
比如說，光宗朱常洛直到1601年才終於正式被冊封為太子，1605年熹宗朱由校出生，魏忠賢的菜戶對象乳母容氏才入宮，雖然找不到他是甚麼時候自宮入皇宮，不過以容氏入宮的cv來看，不管怎樣都是重點討好對象，何以他就是勝利者？而且是長時間的關係（所以叫菜戶而非對食）。也難怪有「他沒徹底淨身、才得到了容氏歡心」的故事。
而且，破例得到了司禮監秉筆太監這個位置，也要你有本事坐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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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内书堂出身的宦官因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道德思想，故比较注意自身的操守；又与翰林官有师生之谊，故与士大夫关系较为密切。当他们执掌内柄时，内、外廷的矛盾往往相对缓和，配合相对默契，政局也就相对稳定。如成化时怀恩、弘治时陈宽、万历时冯保和陈矩等人掌司礼监时即是。......
儒士自宫者则有所不同。他们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个人的品格操守，颇为注意。但他们多为落魄文人，饱尝世态炎凉，带着自卑和怨愤自残身体，入宫后又备受歧视，一旦在内廷位居要职，这种自卑和怨愤就容易转化为极度自尊与报复。同样，自学者因缺乏有势力的靠山，欲出人头地，很是不易。这两类身份的知识宦官虽然也想辅君主为圣明之君，但权欲极重，与内书堂“读书正途”出身的宦官存有芥蒂，与外廷文官集团的关系也不易协调。因此，他们执掌内柄时，往往刚愎自用，其行事之出人意表就在所难免，内臣之间、内外廷之间的矛盾也容易激化。如刘瑾、李永贞等得势时即是。
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點：明代算是其中一個宦官干政的時代，而依著個別明代皇帝自己的性格、或是受到自己身邊人的影響，其不可預知性極大，特別是後一類的宦官，能攀爬到這個位置，自是非常人所能、其反撲而來的能量自也越大。
之前看過別的書說，宦官往往因為生理上的閹割，加上沒有後代而導政了心理變態（又比如廣為流傳的、妓女不喜接待公公的說法），如此看來，根本是環境令人瘋狂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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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维鳞《明书》记载了成化时的另一位“老阉”覃吉：“常口授孝宗以《（大）学》《（中）庸》及《论语》诸书，暇则开导以台省政务、民间疾苦，且言前代宦者专权误国之弊尤切。尝曰：“奴老矣，安望富贵，但得天下有贤主足矣！”“但得天下有贤主”本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心愿，此时却出于一位“老阉”之口。而从这位“老阉”的姓氏看，他显然是当年从广西少数民族中掳掠而来的幼童，也可以断定其出身于内书堂。万历初，内臣孙海、客用等以狗马拳棒诱导神宗，司礼太监冯保则“凡事导引以文”。当然，并非所有君主都能“调教”好，神宗亲政后，深居内宫，不理政事，并纵宦官以矿税为由，敲剥天下。张宏时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苦谏不听，遂“绝食数日而卒”，以死谏君。
看得出作者相當不喜歡神宗朱翊鈞，多次在書中肯定「明實亡於神宗」這一斷論。說到「敲剥天下」一事，之前看張居正變法相關書本、或是《萬曆十五年》都不怎麼提及過，wiki也是「礦稅之弊」四個字而已（另有條目，卻不特別列在他本人的條目之中），唯獨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袁崇煥評傳》：
張居正萬曆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將他家產充公，家屬充軍，將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中國歷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煬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做了皇帝，要甚麼有甚麼，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有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神宗很懶，甚麼奏章都不理會，但只要是和礦稅有關的，御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規模之大實是駭人听聞。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四百萬兩左右，皇宮的費用每年有定額一百二十萬兩，已幾佔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這還是繳入皇帝內庫的數目，太監和隨從吞沒的錢財，又比這數字大得多。據當時吏部尚書李戴的估計，繳入內庫的只十分之一、太監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隨從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除了他的懶惰與貪婪，他本人的性格也相當令人好奇，
神宗万历帝与世宗嘉靖帝的相似，其血缘则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世宗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以杨廷和为首的大学士们激发出来的，而神宗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被以张居正为首的大学士们纵容出来的。
在张居正们的纵容下，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仅仅两次亲祀南郊。而在早朝问题上，张居正们也进行了一次既宽容皇帝也宽容官员的改革。 隆庆六年（1572）八月，即神宗即位的第四个月，张居正等从“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两方面考虑，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动机（如内阁可以比其他衙门的官员更多地与皇帝在一起），请改每日视朝为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时间则在文华殿讲读。......
虽然内阁在纵容，但太后对神宗的管教仍十分严格。于慎行《谷山 笔座》记：
慈聖内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跽面數之。每御講筵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禮，進講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上寑所，呼曰：「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坐，亟取水為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宮中起居罔有不欽。而一二大璫，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比上春秋稍長，積有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也正是在这“时至过当”的纵容与严察中养成了自以为是、桀骜不驯的个性，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群臣的批评。《谷山笔塵》又记：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台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捲而封之。予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練）獨愀然曰： 「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驚省，今若一概不理，就如痿痹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 」同列皆服其言。此後數年，百凡奏請，一切留中，即內閣密揭，亦不報國，而上下之交日隔矣。回憶此公之言，為之三嘆。
有了这种人生态度，神宗自万历二十年以后，既不视朝也不日讲，更不接见大臣。万历四十年十月，监察御史杨鹤上疏“时事忧危者七”，其一即云：“皇上二十年以后罢朝辍讲、斋居决事。……日与宦官官妾处而不一见士大夫之面。”虽然这种情况在嘉靖时已经发生，但万历朝的形势又远非嘉靖朝可比；兵备同样废弛，而关外女真正在崛起；民心同样涣散，而田赋加派正在加剧；政局同样腐败，而派系党争正在形成。但此时的神宗，已经将国家大事当作一场与文官之间的游戏和赌气：文官们请求早立太子，他偏偏诸王同封；文官们要求让福王之藩，他则代福王讨价还价；文官们以封印辞官相激劝，他则冷眼旁观辨真假。
「自以为是、桀骜不驯」，就是作者對他的形容。我想相對於嘉靖帝，萬曆帝更令人難以處理的是：嘉靖帝本來是從旁支入繼大統，我不認為他有受到過正式的帝皇學教育，後來的權術和作為，都有如作者所說「是被以杨廷和为首的大学士们激发出来的」，可以想像他從踏入皇宮開始，就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走過來。
相對之下，萬曆帝就是個從小（半被逼）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加上天資聰穎與勤奮，他就是個年紀小小就已對世界懂得太多的人，看透了一切、並以更看透所有事（大臣們會不會下套子）為目標；兼之加上幼年時張居正又嚴厲又縱容、卻不太注重道德教化的教育，就成為了那種過於聰明到無法說動他任何事情的人。
這樣一來，他可真是對於（真有心為國的）士人來說，上下數千年來、最糟的君王之選：聰明好學而有相當知識，卻不喜歡與大臣合作，有能力操弄政治、卻毫無體恤民情之心，視國情如玩物、毫無身處這個位置的責任感，用來與自己的臣下玩對賭（想借此逼官員屈服冊封愛子一事），愛民如子度是負數，他連自己的親生兒子（其中一個）也不太愛，並只以功利角度看一切事情；又懶又貪錢，而無人能奈得他何：偏偏朝政他又不掉鏈子，就是以一個最低工作量來恰好維持著國家運作，其餘事物一概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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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即位后，鉴于成化时宦官用权，也想加以控制，凡事责任文官。但当他召见吏部尚书屠潇，让其帮助筹划边务时，这位颇具人望的六部首臣竟然“惭赧，久不能对，阉竖皆掩口窃笑”，“至是召见大臣鲜矣。凡遇大事，上径自裁之”。其实是与宦官共裁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代宦官的全面参政，又是宦官参政素质提高和文官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
就是說，從明中期開始，文官集團腐敗（無能卻不見得，他們只是不願意工作吧）才令宦官有機會被重用。不過從明代處處是人才、或是明亡時還是有不少有志之士來看，問題應該在於「整個官員選拔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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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的知识化及部分知识宦官的跻身显要，客观上为一些科场失意者及穷家子弟开辟了除科举、从军之外的又一条出仕之路。走这一条道路，既不需要家庭或家族的财力支持，也无马革裹尸之忧。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明代科举的受益者中，南方士人远远超过北方。明太祖曾经以行政手段压抑南方士人，从而引起强烈的不满。宦官的知识化，却在无意之中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明代中后期可以看到这样 一个事实：外廷文官固然以通过科举入仕的南方人为多，但内廷中通诗书、有权势者则多为北方人。......而在文官集团整体腐败的过程中一些被视为最可贵的道德信条，竟然是由宦官来体现和坚持的。即以崇祯帝最后自缢景山而言，与之作陪的竟然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从这一点来说，明代的知识宦官们也对得住皇室。
錦衣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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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为争大礼，读了不少有关祭祀方面的书。其实，只要读了《周礼》，就会发现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世宗与他的堂兄武宗以及自孝宗至成祖历代祖宗不同的是，他有更定礼乐的兴趣，同时又有对付文官的办法，还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个性。如果仅就个性来说，他甚至不逊于太祖高皇帝。在他的个性面前，“祖训” 是没有太大制约力的，何况洪武“初制”就是天地分祀。
《明朝那些事兒》在嘉靖帝篇章講得好長好長，只大概記得夏言還是徐階怎樣密謀多年去求打倒嚴嵩，又說到嘉靖帝怎樣迷信、或是玩弄群臣，但對他的性格描寫就很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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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祀天”看明代皇帝的勤政与疏懒」這篇非常有趣。朱元璋廢中書省後，因著不同時代的政治發展，某個皇帝的勤政與否實在很難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來評定。因為不同時期的觀朝都已有不同標準，但願不願意去祀天一事，就能反映不少事情。
前面的皇帝先不說，反正都是會去祀天地的（而且要分祀天地，就是一年兩次），聽起來都覺我好麻煩.....
即使儿戏如武宗，对于大祀天地的仪式，即位开始也是每次亲临。而且亲祀之后，必回宫向皇太后问安，并御奉天殿接受群臣行“庆成礼”。但是，在祀天问题上的不守规矩，也是从武宗开始的。正德十年（1515）正月初十，大祀结束后，武宗至“漏下二鼓”始还宫。而十二年正月大祀后武宗的行为，更让群臣目瞪口呆。《明武宗实录》载其行踪......正德十四年正月十二日甲辰日,是太常寺和钦天监选定的大祀日，但武宗还在太原并且早忘记了大祀的日子。所以当太常寺因为皇帝无法回京而提出“改卜郊”时，武宗随意就改批为显然不可能做到的“次日”。一个月后，武宗返京，这一年的大祀终于在二月十三日丁丑日进行。
自明朝开国以来，这是第二次大祀日的改期。第一次发生在洪武六年。......原因是太祖的“不豫”。而这一次的改期，却是因为武宗在宣府、大同一带厮混，全然没将大祀当回事，国家大事已被视作儿戏。即使二月十三日的补祀，也是给文臣们一个面子而已。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在南昌起兵，七月二十六日兵败被俘，却给了一直就想去江南的武宗名正言顺的理由。......皇帝在南京，正德十五年正月的大祀天地便无法举行。这是明朝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事情。早在上年十月，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就上疏提醒：“郊祀天地实朝廷第一大事。”敦促武宗返京，以免误了大祀。正德十五年正月初四日，钦天监奏定初八日为大祀日，因武宗未归而“改卜”二月，但二月武宗尚在南京。直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武宗才补祀天地，此时距应该大祀天地的时间将近晚了一年。......
武宗是明朝第一位缺席大祀的皇帝。正德十四年是因为南下未归，而返京后的“补祀”又未“终礼”。正德十五年则是因为病重而未行。虽然都有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在他的意识中，已经没有“大祀”这个概念了。
人所共知極貪玩的正德帝，好歹還是忍到十年才開始玩嘢，然後再一步步試探、玩到官員們完全無辦法。
而相對之下比較敬鬼神的嘉靖帝（雖然天地不應歸類於鬼神的範圍裡，但我想他的心應是同樣處理的），他一開始還是很認真應對祀天地的，直到...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嘉靖十九年。从这一年开始到嘉靖四十五年去世，共三十六个“冬至”日，世宗再也没有出席过与上天进行对话的“郊祀”。十九、二十、二十一年说是“因疾”，二十二年则因刚刚发生宫女谋杀的“宫闱之变”。从下年开始，便不再说缺席理由了，郊祀均由成国公朱希忠“恭代”。所以《实录》在记载其第一次也就是嘉靖十 二年因病让勋臣代祀时指出：“大祀南郊遣代自此始。”虽然这个说法是事实，但嘉靖十二年之事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从嘉靖十九年开始，或者说嘉靖二十二年开始，大祀南郊才真正是“遣代”。而这也恰恰是嘉靖朝政治的分界线，从此，世宗开始由“勤政”转向“疏懒”，严格地说，是由热衷朝政转向热衷斋醮。
很有趣的是，願意祀天地與否，被視作熱衷朝政與否的一個對照，而且頗為準確，
在明代皇帝中，穆宗对文官的尊重和言听计从甚至超过孝宗。即以祭祀而言，穆宗从隆庆元年（1567）到四年，四个冬至日都“亲祀天于圜丘”；隆庆二年、三年，又两次“亲祀地于方泽”。特别是亲祀方丘，这是坚持恢复天地分祀的世宗也没有做到的。因为身体原因，隆庆四年五月祀地由朱希忠代行，隆庆五年十一月祀天由英国公张溶代行。 为此，给事中张国彦等人上疏警告说：“今圣体违和，诚当颐养。但礼莫严于祭天，不宜委之臣下。况祠官奏请在数日之前，皇上第凝神斋戒，可保康宁。若遽先命代，恐中外闻者疑陛下之懈心从此生也。”半年之后穆宗去世，可见并非因“懈心”，而是力不从心。
穆宗都非常慘情了，他不是沒有這個心，卻不過沒有這個力氣，還要被人上疏警告「我之前看你有休息，體力上應該是沒問題的」，實在是非常煩人。
最後到了萬曆帝，
就郊祀的问题，张居正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指出了一个言官们从来不考虑或者不以为意的问题。那就是，相对于南京来说，北京的冬天更加寒冷。而相对于天气回暖的正月上辛日前后在祭殿之内大祀天地，十一月冬至日在露天的圜丘坛上祀天的艰苦性不可同日而语。世宗一生，前期热衷于与朝臣公开讨论改制，中后期则热衷于斋醮禳祷，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正是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产物。以世宗的虚弱身体及从 嘉靖十三年开始就稀于上朝，却还能够连续多年在“冬至极寒”之时，“裸献于星露之下”，不能不说是靠着精神力量的支撑，其中不免有顾全面子的因素。所以张居正认为，鉴于祀天的天气条件，要求皇帝次次亲行郊祀的主张“斯为戾矣”，并以世宗的“中世之后，竟不亲行”为参照和依据，为少年万历皇帝找到了不亲自郊祀的理由：“斯礼之在当时，固已窒碍而难行矣，况后世乎。”
你以為張居正對萬曆帝很嚴厲嗎？卻又會在這些地方「縱容」小萬曆，
不管张居正及其他内阁辅臣如何体谅皇帝，作为“天子”而不亲行祀天，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以武宗的荒唐和穆宗的孱弱，尚且能够勉强亲行“祀天”大典。即使天启年间魏忠贤当道，熹宗也在短短的七年里祀了两次天（天启元年、三年）、祭了三次地（天启元年、五年、 六年）。而在张居正辅政的十年里，神宗只有两次祀天、两次祭地。可 以说，神宗此后的我行我素，很大程度上是辅臣的纵容而造成的。或许以张居正为首的辅臣们和许多务实的政治家一样，已将祀天视为“虚文”，视为可有可无的累赘。但某些仪式或形式其实又是规矩，是规范人们行为和心理的底线。家庭的协调、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恰恰需要大量看上去可有可无的形式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恰恰又是不可或缺的。“祀天”即是。
《明史·神宗本纪赞》云:“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止是因为万历年间的内忧外患，即就不亲行祀天而言，也是亡国之君的征兆。而张居正死后即被抄家，其过于急功近利、重视实务而不以“礼义”辅君、不教幼君重礼仪讲规矩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
最後再補刀萬曆帝XD
確實，我想無論張居正身後被萬曆帝如何對待，張居正於萬曆帝而言都必定是個極有影響力的人，則無論張居正口中教萬曆帝甚麼儒家經論都好，張居正親身表現出的言行舉止，聰明的小萬曆都定必吸收得到，這也是教育的重要性（例如知識宦官與如何潔身自愛就可見一二），以至皇帝自己心中，對於國家的責任感如何，張居正不能說他沒有責任。「褊礉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其實也完全適用於萬曆帝.....
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如僅在萬曆十一年間，蠲免並災傷織造議留就已達銀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兩。北京乾旱，神宗關心民瘓，親自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的犯人。另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皇上齋戒，親躬步行將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車輦出，且絲毫沒有因驕陽酷日而為難的樣子，其舉止從容不迫，表現的肅穆得體，百姓能一睹天顏，紛紛舉首加額高呼「聖德爾。」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乾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朝鮮使者於《朝天記》、《朝天日記》中記載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評價「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足以稱道，儼然如一代賢君」。
如果他在親政首五年就已把所有「好皇帝」的風采都展現出來，那餘下幾十年就是他不願意再玩這個遊戲了，反正做得到是應份、少少行差踏錯就要被言官罵，自己心心念念的事卻被告知永遠做不到，那我如此辛苦是為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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