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越來越不用早朝的記戴。
事情在正统初发生了变化。永乐时皇帝体谅群臣，英宗即位后辅臣也体谅少年皇帝。王简《寓圃杂记》记载了这件事情：
自太祖、太宗列聖臨朝，每至日鼎，食不遑暇，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沖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一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壯，三臣繼卒，無人敢言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这条记载后来得到了穆宗君臣的认可，《明穆宗实录》载：
隆慶元年（1567）正月辛酉，更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言：「祖宗朝軍國大政皆躬臨臣下處斷。自英宗皇帝以沖年即位，輔臣偶從權宜，創為早朝奏事之例，遂相沿不改。然所奏者惟常行數條，先期擬答承旨即退，具文而已。
胡应嘉所说的“早朝奏事之例”，即王镜所说的三杨等人因为英宗年幼而作出的限制早朝奏事量的权宜之计。但这个权宜之计后来竟然成了“常例”。
歷史就是出現這種偶然性：英宗之所以幼年即位，是因為父親突然駕崩（才36歲），於是就開始了「早朝只言八件事」的先例。至於「無人敢言復祖宗之舊者」，根本那些官員們自己也心中暗喜吧，
宣德六年（1431）六月初八日发生一件事情。当日，行在鸿胪寺奏：“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请治其罪。”宣宗命失朝二三次者罚俸五月，一次者不问。处理得如此之轻，令人惊讶，既说明早朝不至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也说明朝廷上下的懒散作风正在形成。但嘉靖前期对此类事情的处理极其严厉。嘉靖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早朝，不至者近三百人。
你看，宣宗就是英宗的父親，根本就那個時候已經很多人起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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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代皇帝行使职能的四件事情——祀天、视朝、面议、批答，在太祖、成祖及仁、宣时期应该是统一的。尽管洪武中后期有翰林、春坊官“平驳诸司奏启”，但只能视其为一种“初审”程序；而永乐、洪熙、宣德时内阁在“御前”面议、批答，但不能独立行使权力。这一时期的明代皇帝应该说都“事必躬亲”。从宣德后期至正统、天顺，围绕批答开始形成了内阁票拟与内监批红的局面；祀天、视朝、面议却是一丝不苟，英宗和景泰帝的亲政，主要体现在“面议”这一环节。这一时期已经为皇帝从“事必躬亲”到“垂拱而治”的过渡准备了条件。从成化开始，面议基本被取消，只剩下祀天、视朝以“虚应故事”。嘉靖中后期和万历时期，明代皇帝连祀天和视朝的“虚应故事”也懒于理会，大抵上已经是“垂拱而治”了。但各朝的特点并不一样。成化、弘治、隆庆、天启是祀天、视朝但不面议、不批答、不亲政；嘉靖、万历大抵上不祀天、不视朝、不面议，偶尔批答、偶尔亲政，甚至时时别出心裁地驳回内阁票拟，但国家事务的处理，仍然由内阁和司礼监代劳。武宗正德帝和思宗崇祯帝可以说是两个特例。武宗可以风风火火去关外和蒙古人厮杀，也可以大张旗鼓下江南和宁王宸濠拼命，但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垂拱”皇帝。思宗于祀天、视朝、面议、批答，无不亲行，连李自成的“伪诏”也说：“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爱苦于浸灾。”但已是有心泣血、无力回天。
「从成化开始，面议基本被取消」大概與成化帝的性格有關，幼時曾經被廢、又經曆過不少艱辛時光，加上天生口吃，還有傳說中的「萬歲閣老」故事，都可以反映出他是多麼地社恐，然後特例變成常例。
所以，萬曆當然怠政（足足三十年），但他並不是平白地某天就突然開始請病假，然後開始不上朝，而是經過不少時間、有了相當多的先例，加上一些歷史的偶然性，才造就他有這個條件不視朝、不面議的。
而官員們（主要是非言官那堆）卻也都不太在意不用面議，
从明中叶以后的舆论来看，官僚集团更倾向于皇帝的不亲政，只是措辞比较含蓄而已，称为“垂拱”。正德、嘉靖之际为吏部尚书的王瓊，就一方面称誉明太祖废除丞相、加强皇权的措施“高出千古”，以抨击内阁的权重，另一方面却将“事皆朝廷总之”的原则偷换成了 “朝廷端拱以照临于上”，并大加赞扬。但是，作为希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高拱对此则痛心疾首并揭示出其中的隐秘：
致君以格心為本，格心以誠意為本。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即平日何曾講論個道理、商量個政事？縱緊急不得已事，亦只劄子往來而已。書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上，機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道隔，未有甚於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破其壅蔽。而輔臣亦不敢苦請面對，若忽然問一件道理，未必能知，同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個甚，所以亦不樂於面對也。
如果不是身在其位，恐怕无法有如此深的感受。原来皇帝不亲政、不面接大臣，竟然是最高决策层的共同选择：宦官不愿皇帝见大臣，担心君臣一见面、一交谈，自身的营私、作弊、弄权便暴露无遗；大学士也不愿意和皇帝见面，封闭既久，见面之后难以沟通，前者担心没有真才实学而丢面子，后者更不愿在外臣面前露短。见了大家都不方便，内官不便、大学士不便、皇帝更不便，而不见大家都清心省事，于是垂拱之治成矣。
而下個努力親政的人，已經是崇禎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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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评述明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时，总是用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来说明其强化的程度。而事实上，任何专制君主都受到社会经济条件、传统道德规范的制约。我们通常所说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是说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原则上得由皇帝作出最后的裁决，而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均得由皇帝决定；我们说皇权不受限制，只是说没有对皇帝实行限制的法律条文，而决不意味着皇帝可以无所不为或为所欲为。在明代中后期，皇帝在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中至少受到以下几个层次的“合法”限制。
一是司礼监。这是被人们视为明代君主专制腐朽之源、明朝宦官专权祸害之源的机构。但实际上，它又是皇帝越轨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皇帝的意旨，须经司礼监才能下到内阁，如果旨意不合“祖制”，司礼监可据理力争。......
二是内阁。......
三是六科。凡诰制敕文的宣行，均由六科签署......顾炎武在评价明代科道作用时认为：“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
对皇帝的这些限制，不同于一般臣下对君主的净谏，而是以该衙门的法定职责为保证的。明代皇帝对臣下凌辱之甚，是历代所罕见的，但受制于臣下之多，也是历代不多见的。
「一是司礼监......是皇帝越轨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皇帝的意旨，须经司礼监才能下到内阁，如果旨意不合“祖制”，司礼监可据理力争。」這個作用就有點小了：本來司禮監是皇帝的代表，宦官能否作為其執行人，完全取決於皇帝的任命。再簡單點來說，據理力爭也得看皇帝受不受，不受的皇帝隨時可以換人。
「明代皇帝对臣下凌辱之甚，是历代所罕见的，但受制于臣下之多，也是历代不多见的」是有趣的說法，也側面點出了一個政府機構中、權力的雙面性吧：你能行使的權力有多大，你就要面對多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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