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終於來到中篇：明代中央管理系統的權力制衡：外廷、內府與科道。
就是來到我最不熟悉、又很多正式讀過明史的人熟悉的部分了。說起來，之前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實在是遠沒這本書仔細，不過錢穆先生那本是現代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奠基石之作，不應該作這樣的比較。
中間太多仔細的分工，就不摘了。
世宗崇鬼神、重祭祀，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音乐、僧道，皆掌于礼部，礼部尚书、侍郎都是撰写青词的高手，每每由此入阁。故礼部虽为清要衙门，却是拜相的台阶，自然令人瞩目。
個別時期啦，個別時期。
嘉靖十七年後，內閣14個輔臣中，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9人以撰寫青詞起家。
同理，
无论是礼乐还是祭祀，太常寺的主要职责是与上天对话、是司“阴礼”的衙门，天神、地鬼均由其联络，故出任该寺正卿、少卿者，多是通晓阴阳之术的高手。而且，在位的皇帝越是相信天命，太常寺越受重视。成化、嘉靖年间太常寺设官的大大超员，便说明了这一点。
一個時期，甚麼事物特別受重視、設官就會越來越多。
。
英宗即位、国虽不疑，主幼却是事实。为加强对南京的控制，明廷特命南京兵部尚书黄福参赞襄城伯李隆机务。南京文臣参赞机务由此开始。成化二十三年（1487）定制,专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同内外守备“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取盗贼，振举庶务”。内外守备和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三位重臣共理南京事务的制度确立，与当时各省镇守中官、镇守总兵、镇守文臣“三堂”并立的局面相似。
与此同时，南京还配备了除内阁、都督府及司礼监等内府衙门以外的全部中央机关，却又多不配齐官员，六部缺左侍郎，都察院缺左都御史。国子监、科道却是诸官俱备。这样一来，南京设官既能满足实际需要，又不能自成体系。
好奇的是，例如英宗即位初，才不到10歲的人，又是誰人為英宗想好了這些互想制衡之策？
。
顾祖禹说:“太宗靖难之助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林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與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成祖迁都北京，其实是在不断排除干扰、逐步将政治重心北移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一过程直到正统六年（1441）才最终完成。而土木之变后，仍有人提出还都南京，可见明朝官员在定都问题上的分歧。因为毕竟还没有汉人全国性统一政权的都城设置在北京的先例，而自汉末以来，这里一直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先是匈奴、鲜卑，后是契丹、女真。因此，明代两京制的形成，不仅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还有观念上及南北文化差异上的原因。
滿清本來就是非漢人政權，定都北京自然沒問題。想不到的是，直到明代，大家都一直覺得北京就是胡漢混雜之地；就算去到土木之變後，還有人提出「還都南京」。用得「還」字說明大家還是看不起北方的。
滿大人就是厲害，把漢人治到視北京為世界中心了。
。
凡户部，无论是官员还是吏员，洪武时定不得用浙江、江西二省及苏、松二府人。原因是该地赋税多，民风不淳，恐飞诡为奸，尤其洪武十八年郭桓等人侵没税粮事后，明太祖对户部收受钱粮事更为重视。此后，不但是户部官，即使是巡抚、镇守中的苏松江浙人，也不得挂户部衔。但谢肇潮《五杂俎》说：“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说：“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黄宗羲记其同门陈龙正之语：“天下之治乱在六部，六部之胥吏尽绍兴……故绍兴者，天下治乱之根本也。”户部官虽禁用江浙苏松人，但用吏之禁至晚明则徒为虚文。
地域歧視XDD，想不到淅江人在明代形象如此差，賺錢多交稅多都要被覺得是民風不淳。
。
掣签法定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阁部形同水火，吏部尚书孙丕扬既要防范内阁首辅张位寻端相攻，又要抵制内监的请渴，于是创立掣签法。每逢双月大选、单月急选，吏部文选司均将缺额写在预制的竹签上，分类置于简内，让候选人按资历深浅自行抽签，肥差美缺、京最边远，听凭天意。由于当时请托公行，故孙不扬的这一创举得到普遍赞扬。
但抽签本来就是无奈之法，其弊病自然不言而喻，......沈德符则举了一实例：掣签法创立者孙丕扬的一位陕西同乡，是位老儒，抽签得了杭州府推官。杭州与苏州、松江、吉安等府并称 “雄剧难治”，读书人多，官宦之家多，民事纠纷也多，而推官又专理刑名。这位老儒不敢赴任，请求调换，孙不扬不许，老儒只好拭泪上路，在任上果然一筹莫展。后来抚、按将其与浙东某府一位进士出身的干练者互调，上报吏部，孙不扬佯作不知而允之，其实是承认掣签之弊。
「拭泪上路」超慘情，但淅江人繼續形象很差：又民風不淳又巨奸，還要「读书人多，官宦之家多，民事纠纷也多」，又壞又討厭又麻煩XD
。
杨（楊慎）、何（何良俊）均为饱学之士，顾炎武更为一代名儒，他们对明朝科举制度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也确实切中时弊。但是他们并不反对考试以经义为主，只是反对只考一经且断章取义；他们也不反对用注疏答题，只是反对仅用宋儒注疏而摒斥汉儒乃至不通孔孟原文；他们更不反对以科举取士，只是反对文用八股。......其实，八股文是困不住真才的，如柳治微先生所说：“以帝王之尊崇，及科举之需要，故凡向风慕化者，无不渲染浸渍于身心性命之说，而其蔚然成为儒宗者，则由科举之学，进而表示人格，创造学说，而超出八股之生活者也。”何良俊、杨慎固逊一筹，而顾炎武正是由“科举之学，进而表示人格、创造学说”者。
不認識何良俊，但楊慎可是狀元，顧炎武也還真是一代大師，找了一下才發現他「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監生」。
考試本身是沒問題的，就本質來說，就是個「挑選那些聰明的人出來」，
任何一种选举制度，均受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科举亦然。科举制度的目的是选拔官员而不是选拔学者及其他专门人才，这就决定了它的考试内容；同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很难要求科举考试内容中增加诸如数学、物理、农学乃至商业管理等尚未形成体系或尚未出现的学科。清末之所以能够废科举，并不在于科举本身的弊病，而在于社会制度发生变革。
又或者說，明代考試的內容過於固化，「仅用宋儒注疏而摒斥汉儒乃至不通孔孟原文」才是問題才在，並且有過多人投放了過多時間於科舉之上。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