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批評新亞系剛作古的饒宗頤先生晚節不保,附共行為簡直豈有此理。我卻認為並不如此,而是因為中共去馬列之後,香港新儒學和中共之間的主要矛盾消失,對中共的批判已經失去關鍵理由。
的確,如果用宋明以降的傳統士大夫書寫歷史的道德和眼光看今天的中共,堪稱一個盛世。國史所謂的盛世,條件不外四個:讀書人有官做、人民有飯吃、無大規模戰亂、疆土擴張。這四個條件今天的中共基本上滿足,即具備了傳統史家筆下所謂的文治武功,所以饒宗頤先生可以把字畫賣到中央黨校裏去而不覺得有甚麼立場問題,說不定那還是他為了「得君行道」而作出的一筆前期投資。但饒大師並不是第一個;早在20年前,就有另一國學大師南懷瑾在國共之間做穿針引線的工作。那是一種要對中共有最低限度肯定及相當高的期望才會做的工作。先說明,這是「宋明以降的傳統士大夫」。
不過話說回來,最原始的儒學,因戰亂因「禮樂崩壞」而生;漢代的又混入了些陰陽學說、中間又有一大堆讖緯學說,實在說不得準。說不定孔子看到朱熹也會羨慕他。
其實文章之中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說香港的類儒家學派,自我定位等等。如此看來,香港視錢穆為香港一代國學大師,卻不代表錢大師就願意這樣被代表香港吶。
記得再早一陣子,余光中先生逝世,於是很多墨綠人士又出來講話了。更多的評論也不用我多說,只是覺得他固然有文學光輝,也離不開儒學的影響。他就是個忠於KMT的文人啊。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再批評政府,還是不會怪罪於聖上的。
不畏強權也有很多種的,有的要忠烈如文天祥那樣,為自己所忠於的國家死而後已;也有李白這種,「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或是杜甫的「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顯然李杜的人生追求有點不同,卻不太影響他們的偉大。再回來說余光中先生,說不定對他來說,蔡英文當總統正正就是他展現自己的風骨的時候。真正阿諛奉承,是對權力的。不見得他就會對蔡英文這樣。
《誤傳記妄》講述在幹校的時候,錢鍾書聽到謠言說自己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允許,調他回到北京,但是空歡喜一場,楊絳很後悔在英國留學之後回到中華民國,後來又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果女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不堪受辱而自殺,自己和錢鍾書又被下放,而錢鍾書心甘情願回到故國,說「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柳永的詞)。同樣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王國維先生為的是學術,錢鍾書先生為的是中華大地。
用上「心甘情願」這幾個字,才是不情不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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