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星期六

瑞典。

新冠國族主義

我覺得這篇非常有意思。

前陣子接受東森新聞採訪,我提到臺灣和瑞典的防疫手段,猶如世界上兩個最極端的國家。臺灣因超前部署又有效控制疫情,政府得到人民的信任;而瑞典是歐洲極少數沒有關閉社會的國家,在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當前,政府仍繼續被人民高度信任,最大執政黨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我以為我夠懂瑞典,但這場疫情就像一次大型海水退潮一般,如此巨大文化差異展露無遺。我還是繼續耐心地替自己分析整理、嘗試著去重新了解這個民族,而在這幾天讀的一些文章中發現了一些端倪。

這實在太有趣了。

作為一個外人,我一直都覺得北歐的政制都很美好,有著我嚮往的一種國家的元素,比如說作為國家象徵的皇室(而且走親民風),社會主義濃厚的福利政策,而且要有透明度極高、公開的政府,並配有相當大的民選權作為對政府的限制,更不用說各種對同志、多元性別友善,男女平等各種不同很強調平等的文化 (只是我對多元文化的包容這點我有保留,因為那更像是由上而下的上帝式包容)。而這個「政府仍繼續被人民高度信任,最大執政黨的支持率不降反升」的情況在我們比較熟知的國家,比如說英美法台這樣的,我想早就被罵翻了。

而原因,也被劉先生好好的分析出來:

瑞典是個有著濃厚社會主義風範的民主國家,個人與國家的分界線不如傳統的西歐國家一般明顯,很多瑞典人都承認,他們是世界上最聽政府話的人群之一。長期左派與社會工程的成功,讓集體主義深深烙印在瑞典人的心頭,雖然可凝聚國家的向心力並凸顯瑞典人強調責任與付出的使命感,但在國家災難當前的此刻,為了尋求更強烈的歸屬與認同,歌頌國家成了表達方式之一;同時也在社會工程的庇蔭下,死亡數字變得是可接受的必要之惡與無情副作用。

在這樣的新常態之下,人們需要新的象徵凝聚向心力、也需要替錯誤找個理由。憂心此種現象會徹底改變瑞典社會的政治學教授投書給英國衛報,指出瑞典在疫情中已開始造神,譬如年輕人把瑞典疫情總指揮官(等同臺灣的陳時中部長)的頭像刺青在身上,也有社群媒體呼籲將他列為國家年度風雲人物;或者將眾多老人院集體感染的錯誤咎責到那些身為移民的護理人員,是因為他們不夠貫徹瑞典人自豪的個人責任心才導致防疫失敗。國族主義向來最顯現的排外性,在此展露無遺,將國家往極右派的危險方向推進。

一如日本的現代化成功,跟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離不開關係,我想瑞典這個社會主義風濃厚的民主國家,整個system的建立也跟他們國民強調集體意志的民族性有關。甚至,正因為他們有這一面,才會出現這樣的國家。所以德國才會出現納粹黨,也由於一部份德國人(或者說是普魯士)的民族性所使然。

如此一來,我不由得想到:那幾個北歐國家說不定也有類似的情況,只是沒瑞典那麼濃重。比如說冰島這個國家,他們的國家隊參加些甚麼比賽都一定會有自己國族的人去支持,而且那個支持者之數量,就跟其他那些好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國家的差不多。

我個人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如果伴隨著社會主義而來的是這種集體主義,那實在是令人心驚:看著瑞典這個國家,政治光譜上看上去很遠的極左和極右,其實可以只是一念之差,而且是打著左派名號的右。

而我覺得這個結尾實在寫得太好:

一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無法接受批判的國家,表面上看來是歌舞昇平、人人榮譽感爆表,實際上卻默默地滋養最能撕裂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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