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我就看很快XD，不過這書也是易消化。
首先是講及秦代的權力崛起，以及為何從封建走向中央集權；之後到西漢，又說明戰國時代貴族的沒落，或是提出東漢的世家與西漢時的分別。到最後，再論及兩晉南北朝時皇權、門閥和寒門之間的此起彼落，真就有如書名所說，從波峰講到波谷（兩晉南朝是皇權最為低落的時代）。最後到南北朝，說到陳寅恪先生的：「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提到北朝「外族」反而為整個中國帶來的新機。
總括而言，這是一本比入門程度深入少許，講解中國政治從波峰走到波谷的普及讀物。從中央集權的起源到變遷，最高峰到低谷的變化和起因，卻有不少比較和解釋，並加以不少例子說明。加上更近代的史觀、和減去錢先生對中國歷史的過份美化和熱愛，算是一個比較合理、梳理得很好的政治史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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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吏”也称“文法吏”，“文法”指的是吏员们所具备的文书和法律的专业技能，也可以称“文史法律之吏”，“史”即“史书”，这“史书”不是指历史著作，而是指吏员的公文书写。“史”本是运用文书的官员之特称。周朝已有了很多的称“史”之官，文献和铜器铭文中看得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眚史、中史、书史、刑史等一大堆称“史”之官。......。简言之，早期之“史”是“主书主法”之官：从事文书起草、图籍保存以及法典的制作与运用。荀子曾论述过战国的“官人百吏”说他们遵循着“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维系着朝廷的“治法”。战国“官人百吏”的这些职能跟周代的称“史”之官一脉相承。秦汉的文法吏，不妨认为，就是由早期的“史”发展而来的。
「史」、「吏」、「事」、「使」本為一字分化。甲骨文從「手」從「◎」。于省吾以為「吏」和「史」的分別在於「吏」的豎劃上端分作兩叉形。《說文》以為「吏」的本義是官員的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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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洛阳南宫有个“东观”，据说高阁十二间，里面也藏有丰富的诏令章奏。御史大夫的官署在“兰台”，也保存了一批图籍秘书。王朝遇到棘手的事变，往往要去查阅“故事”。“故事”即指档案文书，或档案文书中所记载的法律法令和成规旧例，汉廷非常重视“故事”，君臣议政动辄引证“故事”，有一种官叫“掌故”，官称就取义于掌管“故事”。东汉顺帝打算封其奶妈宋城为山阳君，而尚书左雄却说，经过查阅尚书省的“故事”。其中并没有给奶妈封爵授邑的制度。“故事”中没有，就是反对的理由。档案故事的制度，使政治经验和行政规则得以代代相传。
有趣，「引用成規舊例」議事，令我想起普通法，亦令我想起「春秋決獄」，中國引經據典的歷史早已有之，明代言官之所以特別煩，是因為他們可以引用的故事比前人都多XD。
不過，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孔子「微言大義」的解釋權=今古文經之爭（呵欠）。對春秋事例的定義會直接影響議政，影響議政就是有政治能量，於是這些解釋權發展成政治派系鬥爭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又到了魏晉時期，所謂的祟有貴無之爭，不過也是披著哲學討論的政治鬥爭。其實這一切涉及對原典展開的解釋和鬥爭，不分中古今外都一直存在，例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就是"亞伯拉罕諸教"）不同教派等等等等，乃至現在偉國對馬克思主義的無限加長解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中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同一應用。
所以說，反清復明只是口號，當初的中國人得到了古蘭經，也能發展出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思想。
這樣想來，明代八股文以程朱學派的注釋為準，依注作解，代聖人立言，不得擅自生發，獨出新論，代聖人立言，不讓你們有自己的解釋空間，儒以文亂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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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待遇依爵级授予，而不是按禄秩授予，无爵或低爵的人如果侵犯高爵者，要加重处罚，法有明文。甚至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合伙打猎，分猎物居然以爵级高下为准。“爵”的传统影响力，可见一斑。后人评述秦汉：“而在民间，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爵级高就可以欺负乡亲，甚至在父兄面前摆架子。
阿里士多德確實講得很好（Michael Sandel也引用得很好）「要分辨一社會制度之目的，就等於是分辨它應該推崇獎勵哪些美德。」（《正義》書p.283），雖然不是「放鄭聲遠佞人」就能改善國家（嗟嘆之不足就會永歌之，歌能算是民族風的體現，卻很難反過來音樂影響民風），但當秦設立了這種授爵機制時，自然也會影響到當時民間的價值觀。
最慘的時，這種國家有意為之的風氣往往會失控，例如東德史塔西，例如中國的舉孝廉﹐文化大革命等等，所以我一直都很畏懼舉報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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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文化在兩漢間發生了一個轉折，社會改造的宏大理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整体性批判，是西汉儒学的特点，在东汉却不再为人所重。西汉儒生富于思想创造力和社会批判力，而东汉儒生却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乌托邦理想的一意寻求，退潮了。东汉学人反思王莽变法，这时候他们对汉政和王莽新政的态度，就大异于“新政”如日方中时扬雄的那种评价了。比如桓谭就认为秦政固不足取，但王莽“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也是致乱之道，王充对儒生、文吏之优劣进行了出色辨析，指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宜”，哪个都不能少。还有，东汉末社会也陷入危机，可此期士人对危机的回应，与西汉末的“奉天法古”思路却大不相同了，人们转而求助于法术、霸道。章太炎看到：“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用，而发愤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地，崔寔之述《政论》也。”质言之，王莽失败的教训，使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了，承认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對於東漢我最大的印象只有宦戚問題和讖緯之風過盛，因著王莽新政而出現的「东汉儒生却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變化，我完全不知道XD。
不過，我還是覺得這種「更具政治理性和現實感」只是相對而言，比如說東漢末年讖緯風氣仍盛（不然「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就不會如此風行），王充、王符、桓譚等始終是社會中少數，自東漢末年法家盛起是軍事現實上的需要，諸葛亮的出師表再感人，蜀漢都是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因為不這樣就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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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观察，中古士族现象发生在一个“断裂”之后，周代世卿世禄传统，因战国秦汉的剧烈政治转型而出现断裂，众多古老的高贵世家衰败了，新世家的形成还有待时日。在这个世家的“空档”中，社会一度呈现了鲜明的平民性。西汉尤为明显。皇帝来自底层，功臣们往往出身“亡命无赖"，权贵不乏起家卑微者，丞相公孙弘早年就是个放猪的。连母仪天下的皇后，也不避寒贱。汉武帝的卫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赵皇后赵飞燕，原先都是歌伎。然而皇帝没觉得丢人，喜欢就娶，谁敢看不起她！可见西汉不怎么讲究门第。东汉就有所不同了：明帝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章帝窦皇后是大司空窦融曾孙，和帝阴皇后是执金吾阴识曾孙，和帝邓皇后是太傅邓禹之孙，安帝阎皇后是尚书阎章之孙，顺帝梁皇后是大将军梁商之女。所谓“春秋之义，娶先大国”，皇后的出身也是个风向标，反映了“族姓”“门第”观念已浓厚起来。
衛子夫不知道為甚麼會想起林心如XD
一方面是門弟風氣濃厚了起來，另一方面我覺得，是很現實的利益問題：東漢外戚之強我們都知道，所以誰家的女兒能當上皇后，誰就能掌權；這麼好的位置當然要給自己人啊。先不說豬肉佬（其實是羊，而且能賄賂宦官，他就算是豬肉佬，都是一個很有錢的豬肉佬）何進，梁冀的父親也是外戚，他們就是盡量去把持所有皇子的婚姻大事，好讓自己權力不墜，這就是傳說中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
再說，西漢就沒有外戚問題嗎？王莽不就是外戚嗎？當然輕重有別：
......可見漢代制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確是有一番斟酌的......，皇帝與宰相之間，遂不免發生許多的微妙關係。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攬權，尚不甚要緊，他死了，他須替他後代小皇帝著想，於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便出來問題了。漢宣帝以下，霍氏雖敗，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還是內廷權重，外朝權輕，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而掌握大權的。
到東漢光武帝，懲於前失，因怕大權旁落，自親庶務，於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本來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實際宰相是全國之首領。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將軍橫插進來，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分別，一個公管領三個卿。......東漢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則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裡，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換言之，則是由皇帝來總其成。（錢穆《中國歷代政治歷史得失》p.32）
簡單來說，就是東漢的相權遠沒西漢時權重（曹丞相是例外），權力自東漢起都集中在皇帝本人手中，於是皇帝身邊的人就能分享權力了。所以東晉時期沒有宦戚問題，就是因為皇權根本就太小了XD
是說，所謂門弟、族姓，尤其是中國的士人政府，不過是先出現政治利益團體（士人>士人世家>貴族化士人集團），才後來出現門閥之稱，所以不是西漢就不在意出身、東漢開始講究門第，而是一整個積習而成、累進而上的風氣。
知識份子在這個時代已成為最有勢力的特權階級......是兩漢以來知識階層定型以後的一種自然發展：恒產化導致大莊園的興起，宗族化衍生了門第制度，鄉舉里選變為九品中正，家學的遠源則在漢代的累世傳經。極其所至，終於造成了一個所謂「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的時代。（《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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