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討論圍繞著「死刑」。
為甚麼殺害兒童就應該要判死刑？那麼，殺害同樣是無辜又弱勢的老人呢？如果殺的是罪該萬死的人，又應否判死刑？然後又引申到更多地方去。
看過《殺戮的艱難》後，並沒有改變我對於死刑的看法：一個人做出了相當的傷害，就應該承受相當的懲罰。這不是很公平嗎？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公平、公正、公義。所以為甚麼只有殺害兒童的人才應該要判死刑？
而且，「死刑」真的能夠減少兇殺案發生嗎？
從來自台灣政府部門的數據顯示，台灣的兇殺率從2010的3.21(每十萬人)，下降到2014年的2.03(每十萬人)。
而香港的兇殺案，2010年是35宗，2014年是27宗，2013年到底發生甚麼事.....
新加坡是世界上打擊販毒最嚴厲的地方，然後我們再看看新加坡的死刑數字。當死刑已經大大増加了販毒的風險和機會成本，仍然有人犯罪，更不用說殺人這種有多種不穩定誘因引發的罪行。
既然死刑存在與否，殺人這種重罪都會出現，所以我們應該怎樣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
於是，開始又有人挖出這次的殺人嫌疑人的社會背景，然後，第二波言論出現了：我們應該要從社會環境下手，改變這抑壓絕望扭曲的社會。
所以，這次殺人事件的責任是落在「抑壓絕望扭曲的社會」身上嗎？是社會導致這種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嗎？
這幾年來，在台灣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的次數多了，但很多人只能空口說「社會有問題」，問題出自甚麼地方？就好像香港最近接連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一樣，一個月來有25名學生自殺，這是一句「抑壓的社會」、「扭曲的教育制度」、「來自家長的壓力」就可以解釋的事情？
改善環境和教育是一件需時非常長的計劃，改變甚麼？要改變成甚麼？如何去改變？
千萬不要好像香港那位英明神武的教育局局長那樣，每間學校資助5000元來舉辦生命教育課，覺得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說好了。
空說漂亮話誰都可以，可是
「將問題歸咎他人，認爲自己說了要關心社會就已經占了道德高地盡了責任，就有資格去批評他人。這種心態衹不過是讓自己心裏好受，其實是半點實際作用都沒有，因爲真正的問題：如何處理精神病態，並沒有得到正視。」很可惜的是，對於精神病態、隨機殺人的問題，其實還未有能很好解決的辦法。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就連精神病態的成因都未能有所定論，加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難以察覺精神病態患者突然想「大開殺戒」的開關，例如這篇文章就說得很好。
每件事都必然有它的前因後果(這句很廢)，「魯榮漁2682事件」中，11名船員可以殺死22名同伴不是因為那11人可以一個打十個，而事件發生也不是簡單地解釋為仇殺或是人的劣根性就可以了結。
可以想像，這種隨機殺人事件，在不久之後的香港也會發生，問題愈來愈急需解決，作為前車之鑑，不清楚找到問題的根源所在，這種問題便會一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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