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相比第二、三部，我更喜歡第一部。
在第二、三部，書本中圍繞的主要是：
一，台灣在死刑問題上，憲法和律法之間根本就不清不楚，甚至根本就不合憲法(作者意見)，有重大缺失卻無人問津；
二，民粹力量過於強大，平民們對於「正義」的仇恨超越了法律應有的理性；
三，台灣在審議死刑時，根本就遠遠達不到應有的審慎水平；
四，「民意」與「憲法」的關係，而這個又涉及到第二點和媒體的力量。
死刑應該存在，卻不可以隨便執行，執行的門檻需要再大幅提高。這是我看完這本《殺戮的艱難》後的結論。
香港正式廢除死刑算不上是很久之前的事，但其實早在60年代就已經沒有在實行，所以對於死刑，我一直沒有接觸過，而只有非常淺薄而幼稚的想法，覺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所以殺人就應該償命，非常公平。
曾經有一次和叔叔討論過死刑的問題，他反對死刑，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沒有冤案，死刑就有可能令無辜的人受罪。我還很記得，那時的我對這個答案很不以為然，覺得涉及到死刑的案件，怎麼可能會出現冤案？再三徹查不就行了嗎？事實證明我果然是too young too naive。看過《Making a Murderer》的簡介後，那時我就被動搖了，即使是在這本《殺戮的艱難》中備受推崇的美國司法制度，都會出現這種事情，更何況在遠遠不及的台灣，以及更不能說的其他國家？
如果這個問題在香港，我相信沒有太多人會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死刑和我們真的太沒有實感了，最後一次執行死刑的日期，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噢，還有，他們除了錢，對事不關己的事，都奉行完美己不勞心主義。
好了，我們回到台灣的問題。我覺得，在台灣死刑制度最大的缺憾，是一系列結構性的缺憾，從搜證開始，到審理、判決，或是在此之外的機制，例如上訴、釋憲等，都未臻完善。
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書中提及到一件事：
過去十年間，政府已經發出四十六億八千多萬的冤獄賠償。每一年全民付出將近四‧七億。檢察官與法官犯錯、全民買單。「庶民」全無怨言。如果很多人都不願意為養惡人而付出稅金，那麼這批為庶民無故增加負責的人又應該如何處置？庶民的憤怒就只能對庶民？政府就是青天大老爺，做錯了也不能吭聲？我不反對死刑，可是我覺得這點更不可原諒。兩者並沒有衝突喔。
「民意」與「憲法」的關係其實已經是老問題了，只是台灣的媒體似乎更欠中立，而人民亦更易被煽動。問題在於，如果法務部部長也是這樣思考呢？為甚麼我們需要他們替憲法說話？不管是作者支持的王清峰，還是作者不喜歡的曾勇夫，他們有自己堅持的理念，可是卻有失作為法務部部長的職責。而這一點，我也覺得是台灣仍留有的不足之處。
那麼香港呢？會否有一天，香港突然又會湧出重新執行死刑的聲音？因為香港有無期徒刑，所以香港對死刑的需求不大。加上香港人一貫的逃避性格，這個問題我相信只要一天未面對，香港人就不會有去想的日子。不過當香港在不久的將來和中國融合，死刑就會重新出現，被用來處決那些偉大的黨覺得有罪的人。
其實這本書的後半部份和我預料中的相差很遠，我一開始以為作者是打算從正反兩面來探討，「死刑」在台灣乃至其本身的意義、合法性、需求等等。可是當我看到第二、三部時，我才覺醒我真的錯得很徹底。
如果說作者在書本前半還能理性的討論「死刑」在台灣的漏洞，後面就令我對這本書有點失望了，因為我看到的是作者在書中(特別是在《聯合報》上專欄)對於支持死刑的不滿，而且不以說她提出的事件和理據都是在重覆使用。
例如王清峰呈辭後，下一任法務部長就已經默認必須是「會下死刑執行令的人」，這件事在書中被提及不下三次；還有在第206頁「死亡之既遂與未遂」和第160頁「馬政府的聖誕」，都用「以左手來承諾，隨即就用右手殺人」來比喻死刑犯在請求釋憲一事。這些重覆便用的例子，都令我覺得作者江郎才盡，沒有更多的案例去令一些支持死刑的讀者重新思考死刑的不足之處，更不要想去說服讀者反對死刑。
而在第177頁，說到盧清的事件，這更像是在泣訴台灣的司法不公問題，完全不像是書本第一部在理性討論的人。而這篇更令我覺得，在這些不能帶有個人感情作描述的作品之中，需要的是經過時間沉澱的文章，放上事發有感的文章十分不恰當，因為這大大的影響了作者在文章中的客觀性，即使作者其實已經預設立場也好，最起碼寫這種書也裝一下嘛......
所以我們又回到了最基本的問題：如果死刑並不能夠減少罪惡的發生，如果罪惡的出現是必然的，那麼我們應該做的是甚麼？
從關心刑法的角度來看，《殺戮的艱難》的資料十分豐富齊備，所以對法律有認識的人定必很喜歡這本書。這本書仍然未能完全解答我這個問題，畢竟它不是為了全面解剖死刑而設，而是為了反對死刑，可是就一本法律相關書籍來說，《殺戮的艱難》真是一本可以令普通人都願意一直看下去的書。而「解決罪惡」、「刑法存在的意義」這種問題可能我要從其他書籍去尋找，而不是這本針對台灣死刑和相關法律的書中。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