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於中國歷史經濟的評價，有兩個很明顯的標準：一是鑄幣的權力，二是田地的分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市場能自行鑄幣的，就是好的經濟；相反，政府強制國家使用官鑄的貨幣，國家土地兼併問題嚴重，那就是不好的經濟。
先說隋吧，單是隋已經有很多東西想說。
首先是隋文帝。
隋初的經濟好，是因為「戶口租調，十亡七八」，又「千里無煙，人跡罕至」，在這種情況下，地多人少，百廢待舉，沒有甚麼大事，經濟自然會發展起來。
之前「文景之治」要花上百年，是因為外有匈奴而內亂不斷。隋朝立國，只花了十幾年就把中國從大亂轉向大治，與其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奇蹟中的奇蹟」，不如說，這才是一個國家應有的回復力。
土地問題解決後，要處理的是將來土地兼併問題，而這才看出隋文帝最厲害的地方。
先說一下，書中有一個很大的錯誤，隋代的是五省六曹制，三省六部制是唐初將五省六曹制簡化而成的。可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沒有說隋代的制度，我也找不到更多有關五省六曹的資料，不過這不影響「權力分立」的效果。
漢代經濟最大的問題，在於國家的財富全都在門閥豪強手中，而將權力分立(其實嚴格來說也不算是分立，只能說是他們之間能互相衡制)，讓他們互相監督，讓官員豪強不敢造次太過，就起了足夠的效果。
確立科舉制度確實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最令我佩服隋文帝的地方是，他知道科舉會對目前的豪族帶來不少影響，而他們是最不可以得罪的一批人，於是先在他們身上試行科舉，最後到隋亡之時，我還未看到朝廷上對科舉有甚麼不滿的反彈。
嗯，確立科舉的原意，其實會不會是隋文帝想在外戚之外，增加一股對抗臣子的勢力呢？看到當年晉武帝的困境，還有隋文帝那個可怕的妻子，就忍不住覺得是這個原因.....
說回隋代的經濟，輸籍法一事，書中含糊其詞，只說是「按照『百畝之田』的規則，授予大隋帝國每一個成年男丁一百畝土地」，結果就是納稅農戶大增，想這樣就蒙混過去？
於是我到網上去看了看，找到的有：
由於史籍對輸籍法的記載較為簡略，故史學界對這一課題缺乏研究。目前各類教科書及史學著作對輸籍法的解釋，往往僅局限於對有限史料的直譯。而對於「輸籍法」的效果，也只有：
輸籍法的核心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徵」。
《資治通鑑·陳長城公至德三年》：「高颎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矣。」胡三省注：「輸籍，凡民間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以走弄出沒。」也就是說，「輸籍法」根本就沒有一個清楚明確的資料，「按照『百畝之田』的規則」甚麼的是作者他說謊。
而開放商業，除了官僚以外之人皆可經商，開放鑄幣等等，可以看出，隋文帝的舉動，最終目標都是為了削弱關隴集團的勢力。
本來嘛，錢不是不重要，不過對於一個君主來說，錢不過是政治和權力的其中一種重要道具而已。
至於到了隋煬帝的部分，無外又是說他花很多錢之類的，不過在京杭大運河一篇，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假設：假如隋煬帝利用商業機制開運河，並以伊利運河作為例子。
做法簡而言之，就是設立公司，開放投資。聽起來很棒，不過我覺得這並不會有太大改變。
令隋煬帝滅亡的，其實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處理不好關隴集團的問題，例如推出告緡令、推出白錢來奪江北豪族之財富，還有用江北的人，建一條只富江南的河。
亦可以看出，剝削百姓其實很安全，當年陳勝吳廣很快就被壓下了。
書中只提及利用商業機制開運河會有所不同，沒有明說不同之處，不過卻似是擔心開發運河時籌集資金出現問題。所以我假設作者想說的不同在於對政府財政的影響：花同樣的人力，卻不損自己的財政。
但首先，當時隋煬帝根本就沒有資金不足的問題，最損國力的其實是戰爭；對於江北的人來說，出錢的人雖然不同，但結果無太大影響，都是江北人出力，江南人享受，這才是令一向看不起江南的江北豪強不爽的地方。
再順帶一提，建運河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隋煬帝太急了：
伊利運河從1817年開始興建，到1825年才全部開通，全長為584公里，共用了8年；
隋唐大運河的長度是伊利運河的兩倍以上，時間卻只花6年，更不用說一個是公元1817年的事，另一個時公元605年的事，技術和人力也差太遠了吧？
所以，從隋版告緡令、大運河、三征高句麗等事件可以看出，隋煬帝雖然很有才幹，也很有目光，可是他太性急，活得太順利的富二代，總是會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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